詩經六義介紹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詩經六義介紹，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詩經六義介紹 1
風、雅、頌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風”本是樂曲的統稱。15組國風并不是15個國家的樂曲，而是十幾個地區的樂曲。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檜、齊、魏、唐、秦、豳、陳、曹的樂歌，共160。國風是當時當地流行的歌曲，帶有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說，大多數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間歌手，但是也有個別貴族。
比較常見的目，如《關雎》、《蒹葭》、《桃夭》、《定之方中》、《柏舟》、《君子偕老》、《伐檀》、《碩鼠》、《伐柯》、《東山》、《鴻雁》、《靈臺》、《氓》、《七月》等。
對于《雅》的認識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把這種音樂看作“正聲”，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樂的區別。也有人說“雅”與“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稱呼。還有觀點認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雅》共105，分為《大雅》31和《小雅》74。《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于政治方面的，有贊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
常見的目如《采薇》、《鹿鳴》、《江漢》、《思齊》（前兩屬小雅，后兩屬大雅）等。
《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贊美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其中《周頌》31，認為可能是西周時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則認為是春秋以前宋國的作品。
常見的目如《我將》、《有客》、《玄鳥》等。
賦、比、興
“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賦”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比”是打比方，用一個事物比喻另一個事物。“興”是從一個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頌”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于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賦比興”的觀念在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不斷積累，先由《周禮·春官·大師》總結：“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漢代《毛詩序》的作者，根據《周禮》的說法提出了“詩之六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風、雅、頌是屬于《詩經》的文體分類，賦、比、興則沒有說明。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說：“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詩的作法，后者是詩的體裁。一般說，賦、比，都比較清楚，興就有疑問，后人的解釋分歧很多。至今也沒有定論。劉勰所謂“風通而賦同”，即風雅頌相通，賦則作為詩的一般表現手法，“通正變，兼美刺”，也是相同的，這些都比較好理解，惟獨比和興問題，歷代解釋很多。概括起來大體上有三種解釋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說、語言的解說和文學的解說。
詩經六義介紹 2
據古籍記載,我國古代有“采詩”的制度,就是由中央主管詩歌、音樂的官員——太師,負責征集各地民歌獻給君主,以考察民情、政績。《禮記·王制》說:“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風(介紹民歌)以觀民風。”說的就是“采詩”。
舊說古代全國采來的詩歌,加上各諸侯國貴族的獻詩,以及王朝宗廟里的祭歌,有3000首之多,孔子從中選取305首編為《詩經》。但是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記載,吳國公子季札訪問魯國考察周樂,魯國太師開音樂會招待他,所演唱的歌全在三百之內。可見早在公元前544年以前,《詩經》已經定型了。季札訪魯時孔子才八歲。可見《詩經》并不是孔子編定的。孔子說過“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話(《論語·子罕》)只是說他整理過《詩經》樂曲而已。
《詩經》有今古文之別。《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是今文經;“《毛詩》二十九卷”,是古文經。此外還著錄有各家詩說十來種。其中今文經詩說除《韓詩外傳》以外,均已亡佚;古文經詩說有《毛詩故訓傳》30卷,即《十三經注疏》所收今本《詩經》。
按照傳統習慣,讀《詩經》先要明白“六義”。所謂“六義”,就是“風、雅、頌、賦、比、興”這六個概念。其中,“風、雅、頌”說的是《詩經》所收詩章的樂曲類別(也就是詩歌的類別);“賦、比、興”說的是《詩經》所收詩章的寫作技巧。下邊分別介紹。
《詩經》的樂曲(詩歌)類別:風、雅、頌。
風:就是地方歌曲的意思。因為主要是從各諸侯國征集來的民歌,所以又叫“國風”。共有15個地方,所以又叫“十五國風”。它們是:“周南、召[shao紹]南、邶[bei貝]風、鄘[yong擁]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bin賓]風”,共160首。這些地方大體在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陜西、甘肅以及湖北北部,主要是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
雅:就是正規樂曲的意思。其中又分“小雅”、“大雅”,合稱“二雅”。其中大多是朝會、飲燕、典禮等正式場合演唱的詩歌。歌詞多為上層人士所作,有些詩還留下了作者的姓名。 比如《大雅·烝民》中有“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之句,可知是周宣王時輔政大臣尹吉甫的作品。“雅”大體以10首歌為一組,叫做“什”。“大雅”計有《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蕩之什》(11首)。“小雅”計有《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什》、《鴻雁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魚藻之什》(14首)。總計“二雅”共105首。
頌:就是贊頌曲(頌歌)的意思。有“周頌”、“魯頌”、“商頌”三類,合稱“三頌”。“周頌”大體是西周的祭歌。“魯頌”是春秋時代魯國的祭歌。“商頌”是殷商后人(宋國)保存下來的祭祀先祖的祭歌。“周頌”有《清廟之什》、《臣工之什》、《閔于小子之什》(11首)。“魯頌”只有四首。“商頌”只有五首。“三頌”合計共40首。
除以上“風、雅、頌”305首詩歌之外,“小雅”里還有六個有目無詞的詩題。它們是:《南陔〔gai該〕》、《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這是六支用樂器演奏的曲牌名,叫做“笙詩”。有的書記載《詩經》有311首詩,那是連這六個曲牌也算在內了。《詩經》的樂曲類別,即這個詩集的結構,大體如此。
《詩經》的寫作技巧:賦、比、興。
賦:就是開門見山,直接敘事或抒情。如:“彼狡童(美少年)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鄭風·狡童》)直接唱出女孩子相思之苦。
比:就是以比喻的手法敘事或抒情。如:“關關雎鳩〔jujiu居究〕,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qiu求〕。”(《周南·關雎》)用水鳥的求偶,比喻青年男女的'愛情。興:就是先寫景、狀物,以引起連想,從而敘事、抒情。如“蒹葭[jianxia堅霞]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su素]洄(逆水)從之,道阻且長。溯游(順水)從之,宛在水中央。”(《秦風·蒹葭》)這首詩先描寫秋景的蒼涼,從而引起對遠方人的思念。 《詩經》的“賦、比、興”三個字把詩歌的寫作技巧作了最簡要的概括。
“六義”的理論源于《周禮》的“六詩”。《周禮·春官宗伯》:“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詩”到《詩經》序里改稱“六義”:“先王以是(《詩經》)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六詩”和“六義”的次序可能因錯簡而混雜起來)
“風、雅、頌”和“賦、比、興”本來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把這兩者合起來統稱為“六詩”或“六義”,是不大科學的,所以孔穎達在《毛詩正義》里特別作了如下的辨析:“‘風、雅、頌’者,詩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卷也。”
孔氏用“大小不同”來區分這兩個范疇固然不對(應該說標準不同),但他用傳統的“體用”觀念來區分“詩之異體”和“詩文之異辭”,說得還是很明白的。而且從他“非別有卷也”的話來看,孔氏分明也覺察到這種分類用的不是同一標準,但是礙于詩序的權威,也就只好強為之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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