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著名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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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

　　杜甫，唐代著名詩人，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寫有許多的著名的古詩，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關(guān)于唐朝著名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相關(guān)內(nèi)容，歡迎閱讀！

唐朝著名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

　　唐朝著名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漢族，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創(chuàng)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zhàn)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xiàn)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xué)和日本文學(xué)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個人成就

　　詩歌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混亂、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于擴大了律詩的表現(xiàn)范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yīng)酬、詠懷、羈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shù)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zhuǎn)，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jīng)意，使人忘其為律詩。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杜甫關(guān)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chuàng)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fā)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fù)，標志著中國詩歌藝術(shù)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xué)習(xí)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xiàn)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xué)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斗爭，慷慨激昂。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后。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

　　書法

　　杜甫在書法的創(chuàng)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jié)奏、筆勢、墨法等等內(nèi)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jié)構(gòu)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fā)現(xiàn)，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guān)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fā)，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zhuǎn)變，趨近現(xiàn)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chǔ)。常在杜詩中出現(xiàn)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nóng)、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quán)貴勢力，都表現(xiàn)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 ，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zhèn)涠喾N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tài)，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是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xué)者認為是受到《詩經(jīng)·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diào)，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xué)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tǒng)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xué)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jīng)》，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chuàng)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chuàng)造性也是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獨到之處。

　　內(nèi)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nèi)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fā)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xué)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jié)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jù)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tǒng)的儒家文化教養(yǎng)和務(wù)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yè)”——世代相襲的職業(yè)，他的各種文化教養(yǎng)以及以后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yè)和為官行道相聯(lián)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yè)中實現(xiàn)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yè)，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游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jīng)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jié)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在這長期的壯游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yè)(包括創(chuàng)作在內(nèi))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xiàn)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chuàng)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xiàn)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quán)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xiàn)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jīng)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jié)。”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jīng)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xiàn)實主義杰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fù)何有?功名圖麒麟，戰(zhàn)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yè)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jié)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zāi)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zhì)的，當時進行的戰(zhàn)爭乃是有關(guān)國家存亡的自衛(wèi)戰(zhàn)爭。因此杜甫對待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zhàn)。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xiàn)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zhàn)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于聽到朝廷收復(fù)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于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于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zhàn)火不熄，生靈涂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fù)了薊北，于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于國家，喜亦是來自于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759年七月，杜甫棄官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jīng)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guān)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chuàng)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yōu)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zhì)，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chuàng)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nèi)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懷念。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xué)者、名將杜預(yù)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yù)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yù)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huán)境優(yōu)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xué)，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fù)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yōu)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shù)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xiāng)參加“鄉(xiāng)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jié)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3]。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zhuǎn)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jié)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jié)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4]。

　　戰(zhàn)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fā)，第二年六月，潼關(guān)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fā)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zhèn)西北庭節(jié)度使李嗣業(yè)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guān)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杜工部像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xué)校、選舉、醫(y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zhèn)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fā)了對仕途失意、世態(tài)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jīng)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fù)。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zhàn)爆發(fā)，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zhàn)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zāi)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zhàn)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chuàng)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guān)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guān)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qū)ξ蹪岬臅r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wù)，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nèi)，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jīng)輾轉(zhuǎn)，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jié)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jié)縣。

　　廣德二年（760）春，嚴武再鎮(zhèn)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zhí)鋿|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jié)來表現(xiàn)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jīng)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大歷元年到達夔州（奉節(jié)）。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chuàng)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xiàn)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杜甫思鄉(xiāng)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zhuǎn)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fù)折回潭州。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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