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淺論
【核心提示】如果說，中國古代詩歌是由實用逐漸走向?qū)徝溃嗟乇憩F(xiàn)主體情性，傾向于成為純文學，那么，古代散文則始終徘徊于實用和審美之間，承載著“文以載道”的創(chuàng)作宗旨，成為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雜文學”。
散文是中國古代最早發(fā)生、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體形式之一，與詩并稱為中國古代兩大雅正體式。從先秦的歷史散文、諸子散文到漢代的辭賦，六朝的駢文，唐宋的古文，明代的八股文，清朝的駢、散之爭，散文無論是在語言表達、文體形式，還是審美內(nèi)涵和文體功用上，都經(jīng)歷了悠久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如果說，中國古代詩歌是由實用逐漸走向?qū)徝溃嗟乇憩F(xiàn)主體情性，傾向于成為純文學，那么，古代散文則始終徘徊于實用和審美之間，承載著“文以載道”的創(chuàng)作宗旨，成為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雜文學”。
兼具審美維度與實用維度
中國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質(zhì)突出表現(xiàn)在：散文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時，始終沒有脫離實用之域。從字源學而言，“文章”二字與形式美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周禮·冬官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釋名·釋言語》云：“文也，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文章”最初被訓為文飾與錯雜，是對文字的雕飾。《文心雕龍·原道》從天文、地文、動物文、植物文推及人文、文章，認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章具形式美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古人以雕縟成體，極重對語言形式美的追求，這在駢文體式對聲韻、偶對、典事、藻采的講究中達到了極致。雖然唐宋古文運動打破了駢文形式的束縛，但許多古文家運駢于散，自覺吸收駢文體式之優(yōu)長，追尋辭章美仍是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從實用維度而言，先秦散文就已與哲學、政治、歷史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魏晉以后，散文雖從經(jīng)、子、史類中獨立出來成為“文章”，但無論是碑志文、議論文、公牘文，還是書牘文、哀祭文等都有著直接的功用目的，是“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唐宋散文家復興秦漢古文，倡導“文以明道”，散文被賦予經(jīng)緯天地人倫之道、維系世道人心的崇高使命，即使是關(guān)乎亭臺樓閣、花鳥魚蟲的山水小品，也往往被賦予隱微的人生含義。清代桐城派散文推崇“義理、考據(jù)、辭章”，將文統(tǒng)與道統(tǒng)高度合一，散文再度被納入儒家道統(tǒng)。
散文的“雜文學”性使其審美性顯得不夠純粹，但這正是古代散文的民族特性所在，散文表現(xiàn)出關(guān)注社會政治和現(xiàn)實人生的審美品格。現(xiàn)代意義上的“散文”受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更強調(diào)自由抒寫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范圍較古代散文概念大大縮小。但若僅用現(xiàn)代純文學觀念觀照古代散文，就可能割裂其完整形態(tài)，忽略許多重要的散文體式，諸如章、表、奏、議之類的公牘文，頌、贊、祝、封禪之類的祭祀文，銘、誄、碑、吊之類的哀悼文，書信體之類的書牘文，都被歸入應(yīng)用文體，不再屬于文學，基本上不在現(xiàn)代散文史書寫者的關(guān)注范圍之內(nèi)。雖然這些散文體式多是與封建政治相關(guān)的類型，且今人很少使用了，但它們承載著其時代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文化的內(nèi)涵，且極追求語言的聲韻藻采，是文人游走于現(xiàn)實政治與藝術(shù)審美之間的文字表征，也是古代文人常作的正宗散文體式。今天對散文史的書寫，應(yīng)返回中國古代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在對古代散文原生態(tài)的完整把握中揭示其文化內(nèi)涵和審美意蘊，如此才能真正觸摸到具有中華民族文化底蘊的古代散文形態(tài)的特質(zhì)。
文體類型眾多的雜文學
中國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質(zhì)還表現(xiàn)在：古代散文是種類眾多的文體形式，這也是散文作為雜文學的重要特性之一。散文被廣泛應(yīng)用于社會政治、倫理、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有眾多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特定的散文體式被施用于特定場合，面對特定群體，表現(xiàn)特定內(nèi)容，實現(xiàn)特定目的。如頌、贊最初為宗廟祭祀場合中的告神之語，用以頌贊祖先功德；祝為人們向神祇禱祝，以求福佑之辭；盟是諸侯結(jié)盟時向神祝告的盟誓之辭；銘、箴則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警戒和規(guī)勸之語；誄、碑是在喪祭儀式中記死者事跡和寄托哀思的文辭；章、表、奏、議是臣子向皇帝敷奏、陳請、辭讓、謝恩之類的言辭，也是文臣炫耀文才的文體；詔、策、制、敕則是帝王發(fā)布的文書，顯示王言之浩大淵深。它們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特點，但各自具有相對穩(wěn)定的語言表達模式，從而形成了散文的不同種類。
古代文人很早就有自覺的文體意識，十分重視散文寫作體制。“文辭以體制為先”，不同的散文體式有不同的體制規(guī)范、語體要求和風格特點，這是文人寫作時要仔細揣摩的。許多文人在寫作某體之前，常撰序論其特征，如西晉傅玄作《七謨序》追溯七體源流，又作《連珠序》論連珠的名稱含義和體制特點，顯示其對自己寫作的文體體制有較為自覺的認知。對散文體制問題的關(guān)注還較早地體現(xiàn)在古人有關(guān)文體分類和文體辨析的論述中，這散見于總集序論和文論中。魏代曹丕《典論·論文》首開文體分類論，將“文”分為四科八體，“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論及奏、議、書、論、銘、誄、賦等散文類型。陸機分“文”十體，其中精要地論述了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諸散文文體的體制特點。《文心雕龍》“論文敘筆”二十篇，更是詳盡論述了詩、樂府、騷、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三十四種文體的源流演化和體制特點，其中除詩、騷、樂府等外，絕大多數(shù)屬于散文體式。中國古代總集，自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東晉李充《翰林》，到南朝蕭統(tǒng)《文選》，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及徐師曾《文體明辨》等，大多以時代為序，按體編排，并附序論諸種文體的流變史，對諸體典范之作進行評論，便于學者揣摩。《文章流別集》和《翰林》均不存，據(jù)附屬于總集的“序論”的輯佚文觀，其中，《文章流別論》辨析的散文類型有頌、賦、七、箴、銘、誄、哀辭、哀策、對問、碑、圖讖等，《翰林論》辨析的散文類型有贊、表、駁、論、奏、盟、檄等諸體。《文選》分體三十七類，大部分為散文體式。至《文章辨體》、《文體明辨》，則將文章體制細分為一百余種，絕大多數(shù)仍是散文類型。可見，中國古代散文種類眾多，這種分類雖不免有繁瑣之弊，但文人對散文體制的辨析十分精細，不同的散文體式有不同的體制規(guī)范，承載著不同的社會功用和審美文化內(nèi)涵。古人別集多按體編排，也見出重視文章體式的傳統(tǒng)。文各有體，體自有別，這是古代散文又一重要特色。
今人散文通史寫作大都以作家作品為線索編排，雖能呈現(xiàn)諸家的整體成就，但中國古代眾多的散文體式及其源流演化的歷史被分割在諸家創(chuàng)作中，顯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古代許多散文種類，因今人用之甚少，加上被論者所忽略，逐漸湮沒無聞。散文史寫作大體應(yīng)揭示古代散文的本來面貌和特性，也應(yīng)充分闡釋古代散文觀念的歷史演化，因此，古人重視散文流別的觀念及其尊體意識應(yīng)受到高度重視。筆者認為，建構(gòu)以流別為綱的散文通史，使中國古代散文特色得到鮮明呈現(xiàn)，是當今散文史書寫者可以斟酌考量的寫作思路。事實上，《文心雕龍》已建構(gòu)了規(guī)模龐大的分體文學史，即以文體為主綱，以作家為輔線，追溯每種文體的源流演化史，并對每種文體體制及其所蘊含的文化意蘊進行闡釋，這種寫作思路對今天的散文史寫作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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