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是哪個朝代的

時間：2023-04-06 08:34:05 澤彪語文百科

張岱是哪個朝代的

　　張岱又名維城，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天孫，別號蝶庵居士，晚號六休居士。漢族，山陰（今浙江紹興）人。那么張岱是哪個朝代的呢？下面小編為您整理張岱是哪個朝代的，希望能幫到您！

　　張岱是哪個朝代的

　　晚明

　　人物生平

　　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農歷八月二十五日，張岱出生于浙江紹興城內一個累世顯宦之家。他的高祖張天復，是嘉靖廿六年（1547年）進士，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肅行太仆卿。曾祖張元忭，隆慶五年（1571年）狀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左諭德。祖父張汝霖，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官至廣西參議。父張耀芳，副榜出身，為魯藩右長史。張岱的出身，是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先輩均是飽學之儒，精通史學、經學、理學、文學、小學和輿地學。被舅父夸為“今之江淹”。天復、元汴父子曾撰修《紹興府志》《會稽志》及《山陰志》，“三志并出，人稱談遷父子。”（《家傳》）（下引張岱詩文及評論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點校的《張岱詩文集》者，均只注篇名）祖父汝霖，“幼好古學，博覽群書�！保ㄍ希┲晾�，手不釋卷。曾積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韻山》，后因與《永樂大典》類同而輟筆（《陶庵夢憶韻山》）。

　　十年，不下三萬卷。”（《陶庵夢憶三世藏書》）順治三年（1646年）避兵入山，僅攜帶數篋書籍而行。而所存者為清兵所居，日裂以炊煙，以當箭彈。40年所積，蕩然無遺。

　　張岱的出身，還是一個文藝之家。祖孫幾代都工詩擅文，咸有著述。天復有《鳴玉堂稿》，元忭有《不二齋稿》，汝霖有《石介園文集》，耀芳“善歌詩，聲出金石�！保ā都覀鳌罚⿵埵蠌娜炅仄�，自蓄聲伎，講究此道。耀芳“教習小蹊，鼓吹戲劇。”（《家傳》）到張岱這輩，則“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蹊童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保ā短这謮魬涍^劍門》）他拜師學琴，習曲三十余首，指法“練熟還生，以澀勒出之�！保ㄍ稀督B興琴派》）并“結絲社，月必三會之。”（同上《絲社》）張岱仲叔（張）聯芳，“能寫生，稱能品”，與沈周、文征明、董其昌、李流芳輩“相伯仲”。又好古玩，富收藏，精鑒賞，“所遺尊罍、卣彝、名畫、法錦，以千計�！保ā陡絺鳌罚⿵堘范δ咳�，亦自手眼不低，所作種種文物古玩之題銘，諸多磁窯銅器之品評，確為行家里手。

　　張岱生活于明朝末年。明中葉以后，宦官擅權，佞臣當道，特務橫行，黨爭酷烈，內憂外患，愈演愈烈。賢能忠直，或被貶逐，或遭刑戮。與此同時，思想界涌現了一股反理學、叛禮教的思潮。以王艮、李贄為代表的王學左派，公開標榜利欲、欲為人之本性，反對理學家的矯情飾性，主張童心本真，率性而行。這無疑是對傳統禮教的反叛，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的挑戰。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文人士子在對社會不滿之余，紛紛追求個性解放：縱欲于聲色，縱情于山水，最大程度地追求物質和精神的滿足。他們一方面標榜高雅清逸，悠閑脫俗，在風花雪月、山水園林、亭臺樓榭、花鳥魚蟲、文房四寶、書畫絲竹、飲食茶道、古玩珍異、戲曲雜耍、博弈游冶之中，著意營造賞心悅目、休閑遣興的藝術品味，在玩賞流連中獲得生活的意趣和藝術的詩情；另一方面他們在反叛名教禮法的旗號下，放浪形骸，縱情于感官聲色之好，窮奢極欲，焚膏繼晷，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叭饲橐苑攀帪榭欤里L以侈靡相高。”（張瀚《松窗夢語》卷七）如果說前者主要表現他們的避世玩世的話，那么后者主要發泄他們的傲世憤世。在張氏祖孫的交游中，不乏這樣的文人名士。如徐渭、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王思任、陳洪綬、祁彪佳兄弟等，正是這樣的家庭出身，這樣的社會思潮、人文氛圍，造就了張岱的紈绔習氣和名士風度，決定了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和《瑯嬛文集》的主要內容。

　　主要影響

　　哲學思想

　　對程朱理學及八股科舉制度的理性主義批判

　　程朱理學自以成熟形態（以朱熹為標志）出現以后，對后期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倫理學即人倫價值觀方面主要表現為一種為維持社會穩定，實則拖住歷史前進腳步的災難。自朱元璋“欽定”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八股考試的“標準答案”后，程朱理學與八股科舉事實上互為表里：統治者以八股科舉來推銷程朱理學，以程朱理學來”統一”天下士子的頭腦，業已成為明代的一項基本文化國策。直至王守仁創立“陽明心學”時才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一個巨大的缺口，標志著明代中葉以降思想文化的重大轉機。到張岱所處的明清之際，形成了一場如滾滾洪流的思想清算、批判運動，而張岱便是其中杰出的先驅者之一。

　　在對程朱本身的批評上，盡管張岱并沒有全盤否認程朱哲學在“格”、“致”認識論上有某些合理性內核，但就總體傾向而言，他對程朱理學，特別對朱子的倫理學是持激烈批判態度的。而對朱熹等人所津津樂道的以所謂“十六字心傳”為核心的“道統論”，張岱尤明確地持十分激烈的批判態度。由于程朱理學與科舉八股相為表里，通過八股科舉來推銷理學，以“朱注”來統一天下士子的頭腦，業已成為統治者的一項基本的“文化策略”，加之張岱的父親張耀芳及他本人均曾深受八股之害，這使得本來就富于叛逆精神的張岱對科舉八股的弊端認識得特別深刻：在他看來，八股科舉制度乃是統治者用以“鏤刻學究之肝腸”、“銷磨豪杰之志氣”的惡辣統治之一。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批判遠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泛泛譏評，而是在長期從事明史研究過程中經過反復思考后得出的富于敏銳目光和理性主義精神的觀點：明朝之亡，與開國者朱元璋本人所制訂的“用以銷磨豪杰之志氣”的極度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有著十分直接的關系，他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辯證法思想

　　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的萌生，在相當程度上大體集中地體現在《老子》《周易》兩部經典上。張岱少壯時即深入地研究過《老子》，至于《周易》，更是他的“家學”。在張岱看來，《周易》理的精華不外有二：一是變易性，二是流動不居性，質言之，即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矛盾、對立和統一。與程朱理學家把《周易》的精神歸結為“主靜”相比，張岱不僅主“變”，主“動”，而且提倡“善變”，恢復了《周易》辯證法的本來面目并發揮其生生不息的精神特質，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創新性與啟發性，同時也是對程朱理學基礎理論的深刻批判。

　　哲學思想的美學化傾向

　　對宋儒反復辯論過的“智”“仁”關系問題，張岱認為，智、仁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而統一二者之“所倚”，恰恰就是“一靈獨往”的“仁心”，而“仁心”就是王陽明反復論述過的“良知”“這個獨體”，與此相關的是“率性”問題。對于“率性”問題，張岱認為，正因為“吾人住世”所倚所恃的是一元的“仁心”即良知，而良知則出自“率性”，故惟有“率性”者方可能具有“仁心”與“良知”。他還認為“率性”不僅是“人而天者也”，更是一種美，一種基本的人格的價值取向。從學理上看，這就從本體層面過渡到了經驗層面，而這一點，又恰與他的人格觀念和美學理想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此外，張岱生性喜愛佳山水，“一往有情深”。山水在他筆下，往往成為一種哲理性頗強的審美解悟對象。無論處“少壯濃華”抑或至“米炊不繼”，張岱都從未改變過“率性”與“居心高曠”的基本人生追求。直至晚年，飽受盡生活煎迫的他仍對自由充滿了無限的向往之情。而就張岱的經歷來看，他哲學思想帶有美學化傾向則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國傳統哲學本身就多帶有美學化傾向，而獨以老莊一線、特別是經過王陽明對宋儒程朱一系之溶合釋道進行全新的內在邏輯改造之后，這種傾向尤重；而恰好張岱在哲學上是繼承王學的，加之他本人兼通多種藝術門類而有極強的藝術家氣質。

　　史學成就

　　張岱和同時代的其他明史作者比較，最顯著的特點是文人修史。作為晚明一位“絕代散文家”，其所撰史書，文筆自然優美。更為可貴的是，張岱能始終秉持“事必求真”、“寧闕勿書”的治史原則，在“成王敗寇”這一觀念深植于正統史家心中的情況下堅持不以成敗論英雄，留下了《古今義烈傳》等十余種有價值的史學著作，還從歷史事實出發，認真總結并揭示了明代滅亡的過程及原因。

　　散文創作

　　張岱散文的杰出成就既體現在文化蘊含、語言、結構諸因素上，同時也體現在題材選擇，文章立意的大膽突破上。其為文“不再當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談俳文》），而是始終將文章著眼點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在平中見奇見趣，突破了傳統散文的宗經、載道原則，在中國散文上具有重大的革新意義。

　　大體而言，張岱的散文既能將“公安三袁”清新灑脫的筆法與竟陵派鐘惺、譚元春幽深冷峭的意境融為一體，又能避免雙方的流弊，以深厚救淺薄，以嚴謹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澀，兼有諸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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