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春秋是哪個朝代的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左丘明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書，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左氏春秋是哪個朝代的，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左氏春秋是哪個朝代的 篇1
簡介
《春秋左氏傳》（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內傳》，漢朝以后才多稱《左傳》。與《公羊傳》、《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也是中國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經典之一且為十三經中篇幅最長的，在四庫全書中列為經部。記述范圍從公元前722（魯隱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魯悼公二十七年）。
介紹
目錄
《左傳》的記敘范圍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
主要記載了東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間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國先秦歷史很有價值的文獻，也是優秀的散文著作。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共18萬字。
1、隱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莊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閔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書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滅亡
《左傳》傳文比《春秋》經文多出13年，實際記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為略提三家滅晉），以《春秋》記事為綱敘事，其中有說明《春秋》書法的，有用實補充《春秋》經文的，也有訂正《春秋》記事錯誤的。全書絕大部分屬于春秋時候事件，但全書的完成已經進入戰國時期。這些都說明《左傳》與《春秋》的密切關系。
春秋與左傳的關系
為本，并采用《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列國資料，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桓譚《新論》進一步認為："《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楊伯峻在《左傳》一文中歸結《左傳》傳《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種：即"說明《春秋》書法、用事實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和增加無經的傳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和《春秋》沒有直接的聯系，西漢的今文經博士即"謂《左氏》為不傳《春秋》"。晉人王接說："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于文為儉，通經為長。"陳商說："孔圣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
清人劉逢祿、皮錫瑞均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說，并且引用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左傳》有不少解經的內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顯是加工的痕跡，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宋人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春秋》的一些經文沒有相應的《左傳》傳文，例如《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預注：“無傳。”《左傳》的傳文沒有相應的《春秋》經文，例如《左傳·襄公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此條無相應的《春秋》經文。亦有“《經》、《傳》不盡同”“《經》后之《傳》”者。
文史雙巨著
史學地位
《左傳》的矚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而內容詳實的史學鉅編，在古代史學發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戰國之際，我國文化的發展尚處于早期階段，史學的演進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獻來看，此前先后問世的少量著作，不論是今存《尚書》中的部分編帙，還是各諸侯國編纂的史籍（諸如《春秋》之類）等，內容一般都比較零散、簡約，載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綱目。而《左傳》以近二十萬言的規模，全面、系統記載春秋一代大事，廣泛涉及周王朝和晉、魯、楚、鄭、齊、衛、宋、吳、秦、越、陳等十多個諸侯國，并且屢見追記西周與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時期的史實。它采用編年記事的方式，雖然以《春秋》為綱，然而其記事范圍之廣，敘述內容的具體、詳贍，則大大超出了《春秋》。《左傳》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史書的編纂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左傳》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階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其它學術史的重要資料，是此前或相同時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難以企及和不能比擬的.。它對于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一個重要歷史階段大事的可靠記載，填補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全面了解，彌足珍貴。
作為一部編纂于兩千多年前的史著，《左傳》另一引人注目之點，是它在記事中還體現了有積極意義的指導思想和撰寫原則，從而開創了我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優良傳統。首先，《左傳》面對紛紜史實敢于秉筆直書，不虛美、不隱惡，所記事件與人物具有很高的歷史真實性。全書對于周王與諸侯、諸侯之間以及諸侯國內部的明爭暗斗的具體載述，對于此一時期眾多人物崇高與卑下、光明與丑惡之不同表現的真切敘寫，都體現出一種真正史家的目光與膽識。班固稱司馬遷為“良史”，其實早自《左傳》，可以說這種“良史”精神已經始發其端了。其次，《左傳》在真實記事的基礎上又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不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敘述中往往表現出愛憎與臧否的不同態度，而且，還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評人論事，或給予譴責，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贊揚等等。這些評論，有的是作者的“自為之辭”，有的也許是“出自時人”而“為左氏認同”之語，都顯示著鮮明的是非評價，展現了《左傳》作者的史識和史德。再次，《左傳》對歷史人物的褒貶，集中體現了對仁、義、禮、德等道德規范的肯定。由于這類道德觀念大體屬于儒學的范疇，而兩漢以后，儒學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觀念逐漸融入正統思想，成為傳統文化之相當重要的評價體系，由是決定了后世史家對于《左傳》的上述道德觀也總是持認同和承襲的態度。另外，《左傳》雖未完全否認天命鬼神，卻極力強調人事作為，重視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對“困民之主”，都突出地體現了“以民為本”的思想。發軔于春秋戰國（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經《尚書》、《左傳》以及《國語》、《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斷得到后世史家的繼承、發揚，形成了貫穿于我國古代史學精神傳統的一條引人注目的紅線，其積極意義已不限于史學此一領域了。
文學成就
與上述史學成就相比，《左傳》的文學價值比較容易受到忽略。其實，從我國古代文學的演變過程來看，《左傳》在這一領域同樣有其獨特而重要的歷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左傳》顯示了由單純記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謀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觸目地增加了敘事的形象性、生動性（尤其一些戰爭的敘寫最有特色），從而體現早期史書中文學成分的顯著積累。在先秦文學史上，《左傳》出現，預示著散文的發展已經面臨更加廣闊的天地。
二、《左傳》在鋪敘事件過程中，第一次展現了一批有著各自經歷和不同性格的歷史人物，雖非完全著意而為，卻也時有渲染、夸飾之筆，客觀上積累了形象塑造的寶貴經驗，為此后傳記文學、歷史小說涌現提供了難得的啟示、重要的借鑒。
三、《左傳》語言簡潔而準確，生動而富于表現力，注意細致描摹，長于運用比喻，達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視為某種規范；其特具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也是此前記事文字中所罕見的。
四、從總體看，《左傳》思想深邃、文風樸厚，敘事、狀物精彩而富于多樣性，留下了許多久經傳誦的佳作，其中不少業已成為后世人們稱文的典范。清初吳楚材、吳調侯編選歷代堪稱“觀止”的優秀古文，所收《左傳》各篇（節）竟達三十三則之多，可見一斑。此外，《左傳》豐富的內容，多姿多彩的歷史故事，還作為一部分重要的創作素材為后代的小說、戲曲所利用和發揮，這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見的。
應該強調的是，由于自兩漢以迄明、清，《左傳》先被視為“解經”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經書的行列，它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于“三傳”中特重左氏一家，《左傳》更獲得與《易》、《書》、《詩》等主要經學元典幾相比并的突出地位。隋唐以后，科舉考試以《左傳》為重要科目之一，進一步促成了其書流傳的普泛性。兩千年來，有關《左傳》的注疏、考訂和論評，可謂代不乏見、數量繁多，清初彝尊《經義考》，收錄此前各類《左》學著作九十四種；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上海圖書編纂《中國叢書綜錄》，收歷代《左傳》注、疏、論的各種書目達兩百一十余種之多。《左傳》經學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其書的流傳，愈益張揚，擴大了它在史學、文學等各方面的積極影響，同時，也為《左》學的發展添加了一些復雜化、神秘化的內容，值得辨析。
左氏春秋是哪個朝代的 篇2
《左傳》，相傳為春秋時期左丘明著，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是中國古代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體史書，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它標志著我國敘事散文的成熟。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漢朝以后才多稱《左傳》。
《左傳》中的人物與事件是按照歷史資料來編寫的，但作者在記敘這些歷史人物和事件時，也表現出一定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這種思想在倫理道德、政治主張、強調等級制度、尊卑觀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會變革的歷史趨勢。作者以敏銳的歷史眼光，記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諸侯的爭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現了新舊勢力的消長，揭示了社會變革的趨勢。作者在記述歷史事件的過程中，表達了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場上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做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道德倫理評價，為人們提供歷史的借鑒。《左傳》發展了《春秋》筆法，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描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道德評價。比如莊公十年敘述“曹劌論戰”中曹劌與魯莊公的一段對話，就是通過曹劌的'話語傳達出作者的思想。同時，《左傳》創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敘事中或敘事結束后直接引入議論，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評價，以此表明作者的態度。
其次，強調人的意義，重視民的作用。春秋時期，隨著歷史的進步和社會變革的廣泛興起，神的地位逐漸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進步的政治家已經理性地認識到人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昭公十八年記載，夏五月氣候干燥，因而宋、衛、陳、鄭等不少國家都發生了火災。鄭大夫裨灶主張用寶物祭祀神靈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認為寶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鄭相子產則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觀點，認為靠“天道”無法解決人事的問題。結果是鄭國沒有進行祭祀，由于加強了人的管理，也沒有再發生火災。桓公六年記載隨國大夫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莊公三十二年記載周大夫史嚚說：“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這些記載都鮮明地表現出，在天與人的關系上，《左傳》更強調人的意義。
《左傳》還注意暴露丑惡，褒揚美善。作者本著“不隱惡”的態度，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諸如勾心斗角、爭權奪利、僭越篡逆、互相殘殺和貴族們的荒淫無恥、奢侈糜爛的生活以及他們虛偽奸詐、貪婪殘暴的性格，進行了如實的記錄和描寫。宣公二年記載的“晉靈公不君”，寫晉靈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從高臺上用彈弓射人取樂，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殺了廚師，最終釀成了晉國的政治災難。《左傳》更注重褒獎美善，記述了許多人物不顧個人安危奔赴困難的感人事跡，歌頌了這些人物的愛國情懷。如僖公三十三年記載的“弦高犒師”，為鄭國爭取了主動，使來犯者不敢輕舉妄動；定公四年，吳軍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動了秦哀公，出師擊退了吳軍，挽救了楚國；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禮儀保護了魯定公，收回了被晉國占領的的魯國邊邑，打擊了晉定公的囂張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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