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是哪個朝代的
楊慎（1488～1559）明代文學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號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稱博南山人、金馬碧雞老兵。楊廷和之子，漢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區）人，祖籍廬陵。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楊慎是哪個朝代的，歡迎閱覽。
楊慎是哪個朝代的
楊慎是明代著名文學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東閣大學士楊廷和之子。
楊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狀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參與編修《武宗實錄》。武宗微行出居庸關，上疏抗諫。世宗繼位，復為翰林修撰，任經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禮議”受廷杖，謫戍于云南永昌衛。曾率家奴助平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叛亂，此后雖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終老于永昌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楊慎卒于戍所，年七十二。明穆宗時追贈光祿寺少卿，明熹宗時追謚“文憲”，世稱“楊文憲”。
楊慎在滇南三十年，博覽群書。后人論及明代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推楊慎為第一。他又能文、詞及散曲，論古考證之作范圍頗廣。其詩沉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為淵博靡麗之詞，造詣深厚，獨立于當時風氣之外。著作達四百余種，后人輯為《升庵集》。
人物生平
蟾宮折桂
楊慎生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初六日 （12月8日）。為湖廣提學僉事楊春之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之子 。他自幼聰慧過人，又非常好學，再加上出生于書香門第，所以從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歲時，楊慎的母親教他句讀和唐代絕句，常能背誦。十一歲時，就會寫近體詩。十二歲時，擬作《吊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紅看了極為贊賞，復命擬《過秦論》，其祖父讀了之后，自矜謂：“吾家賈誼也”（陳文燭《楊升庵太史年譜序》） 。有一天，他的父親和叔父們觀畫，問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要求他寫一首詩加以說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寫詩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名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他十三歲時，就隨父入京師，沿途寫有《過渭城送別詩》、《霜葉賦》、詠《馬嵬坡》詩等，其《黃葉詩》，轟動京華。當時茶陵詩派的首領、內閣首輔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 ，并稱楊慎為“小友”。
楊慎二十一歲時，參加會試，主考官王鏊、梁儲已將楊慎寫的文章列為卷首。不料燭花竟落到考卷上燒壞，以致名落孫山。遭此意外的打擊，楊慎并沒有灰心失望。經過幾年的刻苦努力，楊慎終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歲時，殿試第一，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從此，楊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臺。后因母親去世而回鄉守喪，服喪完畢后又出任翰林修撰。
移疾求退
楊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艱辛的。他為人正直，不畏權勢。明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喜歡到處游玩。針對朱厚照荒誕的行為，楊慎不避斧鉞，敢于犯顏直諫，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責朱厚照“輕舉妄動，非事而游”，勸他停止這種荒唐行為。朱厚照根本不理睬，依舊我行我素。楊慎目睹民不聊生，國事日非，實在氣憤不過，稱病告假，辭官歸里。
逆鱗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駕崩。因朱厚照無子，經張皇后及楊慎父親楊廷和商議，便由其堂弟朱厚熜繼位，是為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授楊慎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
嘉靖二年（1523年），參與纂修《武宗實錄》，充纂修官。
楊慎利用給朱厚熜講書的機會，經常聯系當時實際情況教育朱厚熜。如對已判死罪尚未誅殺的佞宦張銳、于經等人，由于大肆行賄，朱厚熜破例赦免了他們的死罪。[10] 楊慎在經筵講課時，便特地選出《尚書》里《金作贖刑》這一章，對朱厚熜講道：“圣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惡，無可贖之理。”朱厚熜聽后很不高興，常常借故停止講書。楊慎因性格耿直，既失歡于皇帝，又結怨于權奸。雖胸懷壯志，力圖報國，但其政治才能在當時是難以施展的。
特別是在內閣“大禮議”的紛爭中，突出表現出楊慎的“叛逆”風骨。當時朱厚熜以“兄終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寶座后，按照皇統繼承規則，朱厚熜要承認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廟；自己的生父只能稱“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詔令群臣議定他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按皇帝的尊號和祀禮對待；這樣，皇統與家系就成了當時內閣大臣紛爭的議題。當時，張璁、桂萼等新貴為迎合上意，攀附權奸，主張在憲宗與武宗之間，加入睿宗（興獻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楊廷和父子和許多大臣堅決反對。為此，楊廷和被迫辭官歸里，楊慎一再上書辭職，不愿與張、桂等“無恥小人”同列共事。對此，剛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氣，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詔改稱生父為恭穆皇帝，楊慎“又諧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朱厚熜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鎮壓，“命執首八人下詔獄”。消息傳出，群情激憤。楊慎約集同年進士檢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動地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列宮大哭，抗議非法逮捕朝臣，聲徹宮廷。“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楊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復蘇；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幾乎死去，然后充軍云南永昌衛（今云南保山縣）。
流放滇南
楊廷和在朱厚照駕崩、朱厚熜未至時，曾總攬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許多冒濫軍功的官員。至楊慎被貶后，被裁撤的挾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機殺害楊慎。楊慎知道后，一路小心防備，到臨清縣時這些人才散去。他扶病上路，騎馬走了近萬里，非常疲憊，等抵達永昌衛時，險些無法病愈。
楊慎在放逐滇南漫長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環境惡劣而消極頹廢，仍然奮發有為，不肯向邪惡勢力屈服。他路經湘西，想起了被楚懷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貴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縣）的李白，感嘆“我行更迢遞，千載同潛然”（《恩譴戌滇紀行》）。他不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為白族修史。每到一處，往往借詠邊塞奇花異草，抒發政治熱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窮山絕域”而“絕世獨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贊山茶花不畏嚴寒，“綠葉紅英斗雪開”的傲然風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開，與蜀葵相反”的唐婆鏡花，就慨嘆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鏡花背日而開，應是諍臣的表現。諍臣往往受到謅媚佞臣的排擠和誣害，無恥小人又經常喬裝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難辨，真假難分。在詠物之中，寄寓著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楊慎在放逐期間，仍然關心人民疾苦，不忘國事。如當他發現昆明一帶豪紳以修治海口為名，勾結地方官吏強占民田，化公為私，斂財肥己，坑害百姓時，不僅正義凜然地寫了《海門行》、《后海門行》等詩痛加抨擊，還專門寫信給云南巡撫趙劍門，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閑置散者，欲謀利自肥而倡此議”，請求制止如此勞民傷財的所謂水利工程。
嘉靖五年（1526年），楊廷和患病，楊慎得以短暫回家探視，楊廷和非常高興，病也就好了。楊廷和病愈后，楊慎又返回永昌。聽說尋甸的安銓、武定的鳳朝文作亂，便率領家僮和步兵一百多人，快速趕到木密所，與副使張峩用計擊破叛軍，平定叛亂。
嘉靖八年（1529年），楊廷和在新都去世，年七十一。楊慎請求巡撫歐陽重替他請命回鄉葬父，獲準后趕回新都治喪 。此后，或暫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員善待。
朱厚熜因大禮議之故，對楊廷和、楊慎父子極其憤恨，常問及楊慎近況，大臣則回答楊慎“老病”，朱厚熜才稍覺寬慰。楊慎聽聞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縱酒自娛，游歷名勝。 《樂府紀聞》稱他“暇時紅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令諸妓扶觴游行，了不為愧。”終朱厚熜一世，六次大赦，楊慎終不得還，按明律年滿六十歲可以贖身返家，但無人敢受理。
楊慎年近七旬時，曾返回瀘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撫派四名指揮將其押解回永昌。
卒于戍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楊慎在戍所逝世，時年七十二歲 。臨終時，他還以“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后身”勉勵后人。楊慎去世后，當時巡撫云南的右副都御史游居敬命人為其殯殮入棺，還葬故鄉新都 。
嘉靖四十年（1560年）冬，楊慎附葬于父楊廷和墓旁。
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追贈楊慎為光祿寺少卿 。明熹宗天啟（1621年—1627年）年間，追謚‘文憲“。
主要成就
文學
楊慎存詩約2300首，所寫的內容極為廣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鄉”、“懷歸”之詩，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謫滇時，妻子黃娥伴送到江陵話別，所作的《江陵別內》表現別情思緒，深摯凄婉。《宿金沙江》描寫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里樓。”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對，襯出離愁的痛苦。
他臨終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詩：“七十余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敘述自己因病歸蜀，途中卻被追回的憾恨，深為感人。
他也有一些詩作表現了對人民疾苦的關懷。《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紳地主勾結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詩中指出，“疏浚海口銀十萬，委官歡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罷此宴，億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觀刈稻紀諺》中托老農之語，說“樂土寧無詠，豐年亦有歌。惟愁軍餉急，松茂正干戈”。表現了農民遇豐年，卻因軍餉賦斂沉重而仍然不得溫飽的貧苦生活。其他如《寶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類作品。
楊慎的寫景詩也不少。他敘寫云南風光，描繪祖國山河，頗有特色。《海風行》寫了下關的風：“蒼山峽束滄江口，天梁中斷晴雷吼。中有不斷之長風，沖破動林沙石走。咫尺顛崖迥不分，征馬長嘶客低首。”氣勢雄偉，有雷霆萬鈞之力。而《龍關歌》：“雙洱煙波似五津，漁燈點點水粼粼。月中對影遙傳酒，樹里聞歌不見人。”寫洱海夜色，漁舟燈火，月映水波，細膩清新。當他來到有川南勝景之稱的西昌瀘山，看到這里的美景與火把節的盛況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瀘山》：“老夫今夜宿瀘山，驚破天門夜未關。誰把太空敲粉碎，滿天星斗落人間”。此外，楊慎又有描述、歌頌歷史英雄、忠臣義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詩，其中也不乏佳作。
楊慎在前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風氣較為流行的時候，能別張壘壁。他廣泛吸收六朝、初唐詩歌的一些長處，形成他“濃麗婉至”的詩歌風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峽《竹枝詞》9首，描繪山川風情，頗得樂府遺韻。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風范。《于役江鄉歸經板橋》：“千里長征不憚遙，解鞍明日問歸橈，真如謝姚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抒發行役倦苦的情懷，情致綿細，別出新境。楊慎又廣為采攬“桑間濮上”的民歌的長處，以豐富自己詩作。如《送余學官歸羅江》全用綿州民歌，后綴四句送行語，構思新穎，別致清新。
楊慎對文、詞、賦、散曲、雜劇、彈詞，都有涉獵。他的詞和散曲，寫得清新綺麗。如（浪淘沙）“春夢似楊花”一首，描寫細潤，言辭華美流暢。散曲（駐馬聽）《和王舜卿舟行之詠》，寫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暢想駛入長空銀河，意境優美，記敘細微。他的長篇彈唱敘史之作《二十一史彈詞》，敘三代至元及明季歷史，文筆暢達、語詞流利，廣為傳誦。他的散文古樸高逸，筆力奔放。《漢雜事秘辛》事皆淫艷而言辭端雅，不見鄙穢。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規勸正德皇帝“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以“古之圣人必謀于眾”相諫誡，情摯意切，時婉時激。他的《新都縣八陣圖記》、《碧峣精舍記》等也是記敘散文的佳品。另外他還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記》、《太和記》、《割肉遺細君》等雜劇。
《譚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事《三國志·諸葛亮傳》不載，可補史闕。
楊慎在文學上既講求文法，主張詩文用字要有來歷，又反對極端的復古主義；反對詩史說；偏愛李白，亦好杜甫，對李白的身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又辨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為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
儒學
揭示理學和心學都存在的弊端楊慎說：騖于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為注腳，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余，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學而無用，世以俗學以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本為《中庸》所謂，但宋儒中，朱熹主張以究理問學為主，提倡研讀經傳，一依圣賢遺教去做，有偏重于“道問學”的傾向，陸九淵譏評其支離破碎；陸九淵主張學者從經典中解脫出來，求諸本心，認為“學苛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有“尊德性”的傾向，朱熹斥責其盡廢講學。自南宋朱、陸相爭以來，兩家之學漸成水火之勢，“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這對儒學發展影響甚大，誠如程敏政所說：“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于空虛、或溺于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楊慎在這里則對朱、陸都進行了批評，指出陸學之弊在于“以空索為一貫”，趨簡憑虛而入于禪，“學而無實”；朱學之弊在于“以雜博相高”，遺本溺心而流于俗，“學而無用”。在他看來，“經學之拘晦，實自朱始”，“新學（此指象山心學）削經鏟史，驅儒歸禪”，兩者對學術風氣和儒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良影響。這樣，楊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學。
對于當世流行的“道學”（即理學）和“心學”，楊慎亦持全面否定態度。他說：“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亢（言）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顛倒錯亂，于人倫事理大戾。顧巾衣詭服，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民、吾心學，使人領會于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圣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他認為儒學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內外一者也”，但承襲宋儒之學風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謂“道學”、“心學”，盡管名稱不一，形式有異，而其實都是只知“闊論高談”、“虛飾文詞”，只說不行，“教人領會于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著摸”的空洞無用之物。其惡果，一是欺世，二是亂民，故皆為“圣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學”、“心學”，根本背離了儒學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學“削經鏟史，逃儒歸禪”，又點示理學同禪學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頤“活潑潑地”之類的話就是以佛家語錄入章句，他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欲求易欲，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這里所說的“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是陳獻章（白沙心學）所為。可見，在楊慎看來，“學禪家”而導致儒學之“理”難知，圣道幾晦，實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通病。
此外，楊慎認為，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乃切要之言，丘長春所謂“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下之事乎”乃正論。而邵雍、朱熹論天則是強不知為知，實為“妄說”。他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歟？且圣賢之‘切問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還對宋儒鬼神之論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對《中庸》所謂“鬼神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書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跡’。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背馳矣？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地文字，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跡’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所以，楊慎譏笑宋儒“雜博”、“支離”、“割裂”，如同“伎兒之舞迓鼓”，既“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如此，不流入禪，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裝飾門面，又怎么可能呢？
對陽明心學有所批判
楊慎借云南副使陳夢祥《六經》“一字一義皆圣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的話，職責陳獻章“六經皆虛”論實“非圣人之蘊”，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說：“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緣在虛無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家之學哉！”楊慎更怒斥明為“霸儒”、“儒梟”，批評其以儒為表、以佛為里，證性見心、“驅儒歸禪”，背叛了儒家的經義，說：“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于鳴儔， 俾其易人，而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他又寓莊于諧地對人們何以會對陽明心學“靡然從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語道： 余友蔣兆暈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筍，肥美爽口，盤肴陳前，味如嚼冰，蟻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此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多與辯，但徐徐俟之。”
對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楊慎不僅從學術、思想的諸多方面批評朱熹，如在《陳同甫與朱子書》中譏朱熹自立門戶，在《文公著書》中責朱熹“違公是遠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顛書》中批評朱熹文學藝術上的失誤，在《圣賢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學上的紕漏。如何等等，難以詳述，而且，他更一針見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學“失之專”，“失之專者，一騁意（己）見，掃滅前賢”，用其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這必然要導致“經學之拘晦”。
在《云南鄉試錄序》中更揭示陽明集心學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諸說造成了明代中后葉知識界的空疏淺陋，謂：“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魂，陳陳相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口，此何異叟誦詩、閽寺傳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
著述
楊慎一生刻苦學習，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學家。他不僅對經、史、詩、文、詞曲、音韻、金石、書畫無所不通，而且對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也有很深的造詣。如他任翰林時，明武宗朱厚照問欽天監及眾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張口結舌，無以對答，獨楊慎從容對曰：“柳星也”，并歷舉《周禮》、《史記》、《漢書》等文獻資料加以說明。他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不為尊者諱。他在長期流放中，仍然“好學窮理，老而彌篤”（《明史·楊慎傳》）。在云南永昌邊塞荒涼地區，盡管圖書資料奇缺，升庵仍嗜書成癖，“書無所不覽”，經常對人說：“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明史·何孟春傳》）他認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閱”，從親身經歷中獲得知識；二是依靠“載籍”，從別的記載和書籍中取得。因此，他不僅刻苦讀書，手不釋卷；而且每到一處，就對當地風俗民情進行調查了解，努力學習當地民族語言，從親身經歷與實踐中豐富自己的知識。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僅憑自己苦學、實踐、記憶，在滇南時就寫出了不少筆記、選本以及許多注釋性書籍。如《南詔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記》、《南中志》、《滇載記》、《記古滇說》等書。據《升庵楊慎年譜》的記載，楊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種。所以，《升庵外集》序稱：“國初迄于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傳曰：“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書法
楊慎工于書法，王世貞《國朝名臣遺墨跋》稱楊慎“以博學名世，書亦自負吳興（趙孟頫）堂廡”。朱昌頤《跋楊升庵詩扇》也說：“書法尤超邁絕倫，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書論主要見于《墨池瑣錄》、《升庵書品》、《法帖神品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