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傳讀后感（精選8篇）
引導語：當讀完一本名著后，對人生或者事物一定產(chǎn)生了許多感想吧，是時候?qū)懸黄x后感好好記錄一下了。那么你會寫讀后感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伯夷列傳讀后感范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1
《史記》七十二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列傳。讀過該篇數(shù)次，每次讀完都感覺這篇文章有些奇怪，但又說出個子午卯酉來，疑問如下。
第一，為何司馬遷把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的位置。也許你會認為沒有什么，哪篇列傳放到首篇是隨機的，但是我不這樣的認為，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可能揣摩不出司馬遷的想法，但我認為一定有其道理的。例如《聊齋志異》首篇文章是《考城隍》，文中有一句話，有心向善雖善不賞，無心向惡雖惡不罰，通過這句話就能寫出作者把《考城隍》放到第一篇就是告訴讀者，不能只看一個人做事的結(jié)果，還要看這個人做事的出發(fā)點是什么。例如小孩吃飯時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這是無心的，不要介意。如果一群成年人吃飯的時候，把杯子掉地上弄碎了，就要看看是不是故意這樣做的。同樣是杯子掉地上碎了的事，出發(fā)點不同，結(jié)果也是不一樣的。
第二，為何這篇文章的格式與其他篇列傳的格式不同。其它篇列傳的基本結(jié)構(gòu)是先介紹主人公出生地等，再寫主人公與事，通過記事寫人，通過人來寫事。記事是為了寫人而服務的，所以研究列傳中的人一定后看作者都選了哪些事，每一個人經(jīng)歷的事很多，但是作者選這個事而不用另一個事一定是有其想法的。最后是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馬遷對這個人或者事的評價，評價事也主要是為了評價人。
該篇文章，開頭沒有介紹伯夷，文中也不是只寫伯夷一個人。結(jié)尾處沒有太史公曰部分。
第三，為何該文讀后能明顯感覺到司馬遷有股怨氣。其他文章中沒有或者很少能見到司馬遷這種怨氣。處處疑問，似乎是有很多的他不明白的。例如，"此何以稱焉？""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求仁得仁，又何怨呼？""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其輕若此哉？""惡能施于后世哉？"
在文章中，司馬遷問，不是經(jīng)常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好人伯夷、顏回等為何不長壽而惡人反而活的很長命哪？這是什么道理。他又寫道"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什么意思？他想告訴大家等著看什么結(jié)果？
總是感覺司馬遷把該文放在第一篇一定有其想法的，但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沒有揣摩出來。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2
世上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每個人的內(nèi)心深處都同時存在著光明和黑暗兩面。人就是一個矛盾體，充斥著無法理解的矛盾，在理智與情感之間苦苦掙扎，在法律和人性間徘徊。人就像行走在懸崖邊緣，腳下的土地是理智。如果一不小心掉入其中，便落入情感的陷阱。
上周看了東野圭吾的《彷惶之刃》，東野圭吾的小說，揭露了人性的矛盾。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名急切得為女兒報仇的父親，女兒無辜得死亡并慘遭欺凌的遭遇令本是一位公司普通職員的他踏上復仇之路。他親手殺死了殺害他的女兒的其中一人，也因此被冠上“殺人犯”的名稱并被通緝。但在尋找另一位兇手的路上，他還幫助了旅店的老板。你能說這樣的一個人，是壞人嗎？他只是因為喪女而暴怒了而已。
尋仇中，有一名旅店老板幫助他，還有一位神秘的人給他告知方向。你能說，他們是壞人的幫兇嗎？只是理解了而已。
好人還是壞人，是不能看他的一面的，人都是多面的生物，真正冷血的人很少，就像完全的好人很少一樣。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3
伯夷、叔齊者，兄弟也，系出商時諸侯之門。其父遺命立叔齊，叔齊則欲讓于伯夷，而伯夷拒受。最終兄弟二人先后離國而赴西岐。西伯姬昌卒后，武王載西伯木主而東伐紂，伯夷、叔齊認為，武王父死不葬而動干戈，為不孝；以臣弒君，為不仁。武王怒，欲斬二人，最后姜子牙力勸而釋之。殷滅后，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最終餓死於首陽山。
以今之眼光，伯夷、叔齊之事簡要，相比史上不少忠肝義膽之人，并無非常顯赫之舉，而太史公卻將其二人列于《史記》諸列傳之首。依太史公之見，二位傳主為人子、為人兄弟、為人臣，均至善至仁，然以餓死告終，命運實欠公平。傳后太史公感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天道終究予善人以何物、予惡人以何物哉。載于史冊之忠義之士，非殺即戮，鮮得善終。反觀作威作福之奸佞之徒，橫行天下、魚肉百姓，竟以壽終。境遇之別有若天壤，何謂天理耶？推人及已，聯(lián)想當年，司馬氏不過是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即下廷尉治罪，依漢律可以財贖刑，然家無余財、親友無助，死罪雖免而終遭宮刑之辱，此等悲憤郁結(jié)于心，遇此自當勃發(fā)。
世俗曾有因果報應之說，俱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但不知因此說，善惡之因果報在何時，應在何地。生前如此，身后又如何。伯夷、叔齊二者，若非賴于孔子之力傳于經(jīng)典，后世又怎知伯夷、叔齊兩人哉，此伯夷叔齊之幸也。然并非忠善之士皆有二人之幸運，悠悠歲月，過往者不啻數(shù)億，著史家之墨有幾何，著史家之墨且被記于人心者又有幾何，而其中忠善之輩更有幾何。“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身為南宋重臣，文武兼?zhèn)洹⒕覉髧⒁曀廊鐨w，故千秋之后有人追念，而史上千百萬保家衛(wèi)國、浴血沙場之將士，汗青之上又有幾人留名。
故欲以行忠善之舉而報應生前身后的念想，與南轅北轍無異，地球雖圓，終能回到原點，但其直徑畢竟是大了些。所謂“諸惡不作，諸善奉行”，所得者無他，唯心安耳。“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門”，對很多人講，能睡上一輩子的安穩(wěn)覺，行善也值得，畢竟睡覺時間占人生三分之一強，可惜的是，世上有些人并不怎么看，因為他們的習性同于《畫皮》中的妖精，專好在夜間活動。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4
《伯夷列傳》十分難讀，難在對人性的拷問，難在對價值觀的選擇。因之，昔日讀、今日讀，竟有迥異的結(jié)論。
余讀《伯夷列傳》，以為可從兩處而入，一觀伯夷叔齊之人格，二睹太史公之良苦用心。
伯夷、叔齊兩位在思想上有強烈的潔癖，這種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愿意違背自己所信奉的原則。從兄弟讓位到同歸西伯，從叩馬而諫到餓死首陽，他們對心中的“道義”是從一而終的。他們見過了太多的兄弟殘殺，因此追慕謙讓的美德；他們向往盛世痛恨暴君，但絕不允許“以暴易暴”的事情發(fā)生，因為他們覺得，手段和目的同樣重要。這種人當然是無法參與政治的，政治是沒有潔癖的。或許我們會認為他們迂腐不堪、食古不化，不能用發(fā)展、辯證的眼光看待問題，但我們永遠都沒有資格指責他們的人格。古人的贊許和稱頌，大抵是從此處而發(fā)，“古之賢人也（孔子語）”、“圣之清者也（孟子語）”、“特立獨行，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也（韓愈語）”。
那他們有怨嗎？“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們有怨，但怨的不是自己的選擇，“求仁得仁，又何怨哉？”他們怨的，是世道人心。
太史公將其置于七十列傳之首，當然不是沒有他的寄托。他首先要彰顯的就是“讓”的美德，這在《五帝本紀》、《吳太伯世家》之中已早有體現(xiàn)，但這當然不是他所要寄托的全部。“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太史公最為深切惋惜的，就是仁人志士在世時因天道無常而不得善報，沒世后又不能見諸史籍而被人們遺忘，所以他才說“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伯夷叔齊，事跡本是渺遠難聞，但孔子的稱述使其賢名益彰；顏淵好學，卻不免蚤死，但終究有《論語》載其“身居陋巷、不改其樂”。太史公常以緒《春秋》的職責自任，自然是要給這些不該被歷史遺忘的人做傳。而七十列傳之中的人物，或仁人志士，或游俠商賈，或出將入相，或郁不得志，但終究都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與天下”者，所以以《伯夷列傳》為七十列傳之首，正見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們或許還會再問一句：“立功名于天下”真的如此重要嗎？太史公為他人立名之時，難道不也是為自己立名嗎？此類問題，見仁見智，正如面對伯夷叔齊，千百個人恐怕便有千百個說法罷。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5
南懷瑾先生年輕的時候，曾反復讀了一百遍伯夷列傳，才覺得真正看懂。我沒有看到那么多遍，何況要看懂，也不僅僅是在一時之間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讀書筆記還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這樣二十遍的狀況寫吧，寫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這篇又覺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傳是《史記》里的第一篇列傳，篇幅非常短，大約是列傳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別，不僅因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寫傳主生平事跡的內(nèi)容只有一個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樣看似與傳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說列傳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馬遷，聽到司馬遷，有哪一篇是司馬遷自己站出來明明白白地加以論說的，那便是這一篇了。寫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隱匿在行文之間，隱匿在對形形色色歷史人物的記敘和評點中，然而到了伯夷列傳，司馬遷卻是要用自己的筆書寫自己說的話了。
伯夷列傳里中討論了兩個主要的關系，人與現(xiàn)世的關系，和人與后世的關系。作為一個史學家，無怪乎司馬遷談到這兩點時如此情緒激昂以至于要跳出來說點什么了。因為再將這兩重關系聯(lián)系到一起，就要談到關于真正的歷史和被記敘的歷史二者之間的關系了，這正是司馬遷要表達他著書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記》的另一個自序。司馬遷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別討論了這兩重關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們聯(lián)系到一起來說。
人與現(xiàn)世的部分，司馬遷說，"舉世混濁，清士乃現(xiàn)"。他盛贊了許由、卞隨、務光、伯夷、叔齊這些濁世中的清士，他認同了這些人在舉世混濁中的價值選擇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齊提到二人時評價他們所說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真的不怨嗎？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依據(jù)，正是伯夷叔齊臨死時所做的詩歌。
詩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這其實是覺察到自處于末世者的絕望嘆息。他們是秉承著上一個時代禪讓的政治傳統(tǒng)和上古政治倫理的最后的人，他們自認應處在神農(nóng)、虞、夏之朝，而不是這混濁的西周。他們不愿走下首陽山去看這名為周的朝代，他們寧愿不食屬于這個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這樣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個時代。所以他們說，"我安適歸矣"。
但不僅于此。司馬遷用司馬遷的雙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別的東西。孔子針對伯夷叔齊，所判斷的"不怨"，判斷依據(jù)是他們的求仁得仁，因為他們的現(xiàn)世追求得到了滿足——他們從生到死都是在他們那個干凈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塵——或者說粟米。然而司馬遷質(zhì)疑了他們徹底不怨這個觀點，認為在其間還有別的怨——非關現(xiàn)世，而是關于后世，關于自己的沒世。司馬遷在引述上面這段詩歌時，特意地提到這是他們"及餓且死"時所作，因為這個時候，他們對于現(xiàn)世已經(jīng)坦然和無怨，所以他們的怨，是針對身后而發(fā)的，而不是針對當下所發(fā)的。這便引出了第二重關系，人與后世的關系。
這怨是什么呢？從詩中看，關鍵在于"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一句，而它的解釋，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是很有趣的。它是說君子所憂慮的是在自己身后名聲得不到傳揚。然而初初看來，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貫言論，孔子說"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曾經(jīng)向?qū)W生子張區(qū)分過"名"與"達"的關系，言語之間是對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這就要提到伯夷列傳的另一個線索——許由務光二人同伯夷叔齊二人在死后的被區(qū)別對待。這個問題在本傳的開頭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許由務光雖亦是節(jié)義高蹈之士，卻因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見稱于后世，伯夷叔齊因為得到孔子的頌揚而廣為人知。那么，被后世發(fā)掘和頌揚的條件是什么呢？司馬遷引說，是"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是"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只有擁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會彼此欣賞，即便相隔幾百幾千年也如逢知音。他們"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個擔當"圣人作"的職責，使萬物得到歸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傳揚，使這種精神在世間繼續(xù)流傳。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這樣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廣地說，是能否還有那么一個時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認同和理解。倘若沒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們經(jīng)歷的將是真真正正、徹徹底底的孤獨。
而伯夷叔齊憂慮的，正是能否還會有這么一個時代。面對著舉世混濁和大醉不醒的眾人，他們開始懷疑是否剛剛過去的的正是最后一個堅持著自己所堅持的這些東西的時代，所以他們哀嘆"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他們追憶前朝，他們哀憐后世。這是他們怨的所在。
這個時候，第一重關系與第二重關系得到了結(jié)合，歷史和被書寫的歷史之間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馬遷站了出來，他作為一個寫歷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諾。他要使這些人被看見，他要作為一個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這些歷史的光源。
于是他書寫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他將正史的關注點從一年復一年的祭祀征伐轉(zhuǎn)移到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構(gòu)成了歷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寫荊軻，寫郭解，他也寫寧成、東方朔，他著書立傳的目的和基礎是一個一個的"人"，而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嘗試。于是他在這篇伯夷列傳——在七十篇列傳之首的位置寫下他的志向。自此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筆——他所擁有的最有力量的東西，為那些從沒有人為他們立過傳的人立傳，稱為"列傳"，他用一個一個血肉之軀筑成他司馬遷的史書，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隱沒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塵。司馬遷使這些人的光照亮了歷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覺得伯夷列傳像是《史記》的另一個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馬遷的態(tài)度和承諾，它也將這種信仰傳遞給了當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還有八十遍要看，但這篇讀書筆記就到此為止了。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6
《史記·伯夷列傳》記敘了伯夷、叔齊二位孤竹國王子，相繼辭讓君位，逃離本國，投奔西伯;西伯死后，武王伐紂，他們認為是不義之舉，進行了諫阻;隨后，武王滅殷，四方歸順，他們感到恥辱，堅持不吃周朝的糧食，于是到首陽山隱居，采薇而食，悲歌明志，最終餓死的感人故事。
本篇位居“七十列傳”之首，且在形式上有別于其后諸篇。其后諸篇，多是先記敘史實，再發(fā)表簡要的議論，議論前冠以標志性的“太史公曰”。而本篇則先議后敘，夾議夾敘，甚至議多于敘，這算得上是《史記》列傳中的特例了。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伯夷叔齊二人的極力推崇。且不論伯夷叔齊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也不論歷來對他們的評價上存在的分歧。在司馬遷筆下，伯夷叔齊正是堅守道義、“積仁潔行”、寧折不彎的理想人格的化身。
像伯夷叔齊這樣的品德高尚的人，竟落得餓死的下場!也許他們心里沒有怨恨，但他們追求仁德就得到仁德了嗎?與之類似的還有好學的顏淵，他獨得孔子的青睞，何以糟糠為食，壽命不長?而與之相反，像盜跖那樣的暴戾之徒，卻能夠享盡天年。司馬遷又聯(lián)想到他自己所處的時代，那些行為不端的人卻能終身享樂;而循規(guī)蹈矩的人卻屢遭災禍。這使得司馬遷陷入了矛盾和困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xiàn)象?他對所謂“天道”產(chǎn)生了質(zhì)疑——不!不是質(zhì)疑!是質(zhì)問!不是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為什么那些善人卻得不到美好的結(jié)局?《史記》中這樣的悲劇人物可謂是俯拾即是。譬如《魏其武安侯列傳》中，記載了剛強直率、好打抱不平的灌夫，被驕奢淫逸、飛揚跋扈的武安侯田蚡陷害致死的事情。這不能不說是個明證了吧!武安侯之所以能權(quán)傾一時，既不是因為顯赫的軍功，也不是因為卓越的才能，而只是因為他的特殊身份。司馬遷不無暗示地寫道：“景帝后同母弟”、“王太后賢之”等。由此可見，沒有所謂“天道”，在封建社會，個人的生死榮辱，全在于統(tǒng)治者的喜怒好惡之中。司馬遷當然不能明白指出，但我們看他對兩種人物命運的展現(xiàn)，不難體會到他對統(tǒng)治者任人唯親、埋沒賢才的憤懣和控訴。司馬遷當然也無力改變，當他像灌夫一樣仗義執(zhí)言，而為李陵挺身辯護，難道不是“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fā)憤”嗎?然而等待他的，只有的災禍，只有統(tǒng)治者的冷酷無情。
既然沒有“天道”可循，我們又該遵行何“道”呢?抑或有所謂“天道”，而不“常與善人”，那我們又該如何選擇呢?是寧遭災禍而做善人呢，還是為求富貴而做惡人?司馬遷連續(xù)引用孔子的話做了回答，表現(xiàn)了他對先賢孔子的無比仰慕之情。他選擇了像孔子那樣活著，哪怕舉世混濁，哪怕終身貧困，哪怕災禍不斷，仍要保持品行的高潔，何其孤傲!伯夷叔齊不也是這樣選擇的嗎?別人為爭王位苦心積慮，而他們卻棄之敝屣，由此可見，富貴對他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天下宗周”，而他們卻寧可餓死而“不食周粟”，由此可見，生命對他們來說也不是最重要的!我們固然不贊同對生命的輕視，也不鄙薄對名利的渴求。正因為這樣，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能于追逐競爭中有所堅守，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7
伯夷叔齊為商朝下屬孤竹國的皇子，因不愿繼承皇位而出走孤竹國。后商朝被滅，不愿食周粟而餓死。
感悟：本篇為悲劇故事，但這還有太史公自身的政治觀念。他寫伯夷叔齊互相讓位，這是“儒家溫良恭儉讓“中的“讓”，他希望人們能互相謙讓。寫伯夷叔齊寧死不食周粟，為突出儒家“仁義禮智信”中的“義”。很明顯，這都是儒家思想，畢竟孔子也很崇拜此二人，則太史公是有儒家的“仁政”思想。
但是，我并不認為伯夷叔齊有多偉大，原因有三：
一、昏庸
伯夷叔齊，孤竹國兩位皇子。伯夷是長子，卻把皇位推給叔齊。叔齊要即位就即位，讓什么讓。結(jié)果誰也不當君主，丟下國家走了。且不說讓位，但說出走這件事。殊不知國不可一日無君，丟下國家百姓走了，為了自己能因謙讓而青史留名，卻拋棄了整個國家。說明此二人昏庸無能、逃避責任。
二、三觀不正
此二人去勸說武王不要發(fā)兵，說不管父親喪事，興兵是不孝。當臣子犯上不仁，當然沒錯，但是卻不知“成大事者不拘小節(jié)”。且興兵伐商是父親的遺愿，所以武王的孝不同常人，這也是不敢承擔大任的伯夷叔齊之流不懂的地方。如果認為“當臣子犯上不仁”，我倒想問，若“以臣弒君”不仁，那幫助黑惡勢力助波推瀾又該當何罪？很明顯此二人的是非觀是有很大問題的。
三、是非不分
“首陽采薇”而“寧死不食周粟”，孔圣人和太史公都認為這是忠君的表現(xiàn)，并不盡然。除過上文提到過的是非不分以外，他們二人在武王進攻商朝時，只做旁觀者，為何不回孤竹國領兵救商？或者去告知商朝武王興兵的消息，或許還能讓商朝再茍活一段時日。但是他們卻放手旁觀，但商朝被滅之后，卻以絕食抗議。這不就像一些人事前無所作為，事后卻當諸葛亮。故伯夷叔齊表面君子，實則小人也。
那為何太史公又感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合天道，覺得上天有時對好人也不公，其實他忘了，有個成語———天妒英才。就算是蒼天，上帝，也和人一樣，是會有人的“喜怒哀樂憂懼悲”等情感；也像一位君主，對子民也有戒備之心。則蒼天上帝寧愿讓子民全都愚笨殘暴無道，也不愿有人品行或德才超過他，所以顏回、霍去病、王勃英年早逝；盜跖卻終得善終。這便是“天道”的含義。
雖“天道”無“道”，但“天理”仍有“理”，這便是一個樸實到有點扯的道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是佛陀常說的因果循環(huán)。但細品后會發(fā)現(xiàn)此話不假。日夜交替，月有圓缺循環(huán)；四季輪換，天干地支60年也有循環(huán)。而歷史不也總在輪回？歷史是車輪，滾滾向前，繞的卻總是個圓。天道總在輪回，蒼天從不饒人，但若多做善事，久后必成正果。
伯夷列傳讀后感 篇8
很誠實地先說一句，實際上這篇文章我并沒有認真地聽講，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語文老師在談論《伯夷列傳》這篇課文時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對此印象很深，特別是對于"好人不長命"、"惡人富貴延年"的社會現(xiàn)象的不公。下課之后，我有重新瀏覽過這篇著作，暫且不談文章與司馬遷本人的聯(lián)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圍繞文章的內(nèi)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寫作意圖：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當?shù)拇鸢福蚨也粻繌姼綍艺J為作者司馬遷提出的這幾個問題是相輔相成的，甚至后一個問題是前一個的升華，而我就其中幾點談談自己的微薄看法。
文章一開始司馬遷就說："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啊，為什么同樣是有德有才的人，有的人就能流芳百世，有的人卻最終默默無聞呢？他們個人的才智相差無幾，德行也幾乎在同一高度，甚至那些在聲明上弱的人在這兩方面更有建樹。為什么呢？
就我看來，這個社會上存在著許許多多的機遇，于是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公正的待遇，作為一個圣人，他應該不必在乎自己的聲名是否能夠流芳百世，而這對于許由、務光等人來說，或許能不能美名外揚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馬遷自己想要揚名立萬的心情，同時他也確實如此，但我絕不贊同他對于成名的看法。這個世界上總是存在著許多有道德的人，他們并不說辭，也沒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樣游學講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種：一些人退隱田園是為了自身心情的寧靜，為了獲得一種靈魂上的解脫，很難講他們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馬遷一樣撰寫類似《伯夷列傳》這樣的文章來歌頌他們呢？事實可能是沒有的，即便有也并非這些隱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話叫做"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賴周圍的環(huán)境忘卻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這是指小隱真正有能力的人卻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龍臥虎之地，這是指中隱。
只有頂尖的人才會隱身于朝野之中，他們雖處于喧囂的時政，卻能大智若愚、淡然處之，這才是真正的隱者。而我認為，歷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實的特性，加上人為的篡改和時間的淡化，許多歷史真相已經(jīng)湮沒在了浩瀚無邊的時間長流里，就像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許多閃他們閃發(fā)光的人，他們智慧、優(yōu)雅、從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們并未被記載光輝榮耀的史冊上面，這是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祿的史官不沒有辦實事么？亦或者是因為歷史的記錄并不真實？都不是，是因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歷史不能讓他們過于矚目地出現(xiàn)在后人的眼里，這樣可能會毀了他們，因為"某些人"不允許，因為他們與這個庸俗的時代不太協(xié)調(diào)，就像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一樣，他們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說"的向往。也許有人會說，"這樣子難道公平么？"，"公平"，我人為這跟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爭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爭些什么，那么你就沒必要為了不抗爭所帶來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這就像隱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樣，什么流言蜚語什么是不是能夠流芳百世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況且——歷史雖然沒有讓他們聲名鵲起，但也沒有無情地拋棄他們，或者我們可以這么說：他們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的時代；他們被包含于歷史的一角，又超脫于歷史之外永遠活在他們應有的光輝里。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許這只是一種人類自我安慰的措辭而已。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句話在對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維持以及惡念的扼殺和遏制，還有在維護社會和平這一方面，確實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論呼應了前兩段的論述。賢人在后世之人中的聲名取決于什么呢？什么樣的人才算是賢人呢？作者認為，賢人這個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時，在這些人眼中他們就被稱之為賢人。一般情況下，這些人占據(jù)所有人的大多數(shù)時，此賢人才能被認可，或者他們是被當時在思想上很有影響力的人所推崇。關于他們聲譽是否會在后世傳揚以及影響力度的大小，則首先取決于他們的不害他的行為和一定的學識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決于他們被何人認可了，以及那個人的號召力。司馬遷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發(fā)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練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聲傳播到后世呢？"真實得讓人難受。
古人語："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為他人的只言片語所動，也不被執(zhí)權(quán)者的威嚴所撼，堅定智慧的理性，這樣一個人的思想才有實際上的價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謂正史稗史，所謂正統(tǒng)思想，所謂詭辯，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爾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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