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簡介
左丘明曾與孔子同朝為官，關系當在師友之間。二人相互敬重，孔子稱與丘明同好惡，左丘明也曾鼎力支持孔子從政。今天是小編給大家分享一篇關于描寫《左丘明》的簡介，歡迎閱讀！
左丘明
生卒：約公元前502年-約公元前422年
時代：春秋
籍貫：山東省肥城
簡評：春秋末期魯國史學家
人物生平
世為左史
據后世記載及相關研究，左丘明為齊國始封之君姜太公之后，為太公二十一世、太公少子印(穆公)二十世裔孫，楚左史倚相之孫，魯太史成之子。其說或有早期家譜傳承為據，未可全信，亦不宜輕易否定。然其稱左丘明為楚左史倚相之孫，按諸《左傳》，則絕無此可能。
至謂左氏世為左史，則合乎史實、事理，符合商周世官制度，其以左為氏，也當與此有關。左丘明襲為太史，博綜群籍，曾隨孔子“如周，觀書于周史”，并立志為孔子傳解《春秋》，說明其與孔子關系當在師友之間。正由于丘明有此學識、經歷與地位，故能從容勝任《春秋左氏傳》之作。
參政議政
左丘明曾與孔子同朝為官，關系當在師友之間。二人相互敬重，孔子稱與丘明同好惡，左丘明也曾鼎力支持孔子從政。
據記載，魯公打算任命孔子為司徒，將要召孟孫、季孫、叔孫三桓商議，并將此事告訴左丘明。左丘明直諫道：“孔子，那是圣人啊。圣人為政，有過之人就要失去權位。您即使想與三家謀劃，但三家的過失不正合乎這一情況嗎?”魯公仍不解其意。于是丘明作譬喻進一步解釋：“周朝有人喜歡毛皮大衣和美味肉食，但他想做毛皮大衣而與狐貍商量索其毛皮，想辦豐美牲祭而與羊兒商量索取其肉，于是狐貍、羊兒趕緊深深躲藏。因此，此人等待很長時間，卻無法完成毛皮大衣和豐美牲祭。為什么呢?周朝這人的謀劃出了問題。現在，您打算同三桓商量任用孔子為司徒，這與同狐貍商量做皮大衣，同羊兒商量做牲祭是同一個道理。”于是，魯公便不與三桓商量，而直接任命孔子為司徒。
左丘明理解孔子，深明孔子“強公室，弱私家”的政治主張，其對魯公的諫言，正是對孔子從政的強力支持。
纂史作傳
魯為周公封國，保存了完整的禮樂文化和大量的歷史文獻。左丘明作為魯太史，自然可以優游其中，積累深厚學養，為日后著述打下堅實基礎。后來，他與孔子同乘至周，在周太史處查閱檔案，故進一步熟悉諸國史事、掌故，并與孔子進一步加深友誼和相互理解。正以左丘明學識、經歷及其與孔子的特殊關系，故能熟悉諸國史事、掌故，尤能理解孔子的學說、思想和主張，深明孔子《春秋》之道的內涵和意蘊。因此，由左丘明傳解《春秋》，自然最合其宜。
左丘明傳解《春秋》，并非如他人尋章摘句般的注釋、訓解，而重在結合春秋時期史事的敘述，來發明孔子《春秋》之道。由此旨趣，左丘明《春秋左氏傳》不僅是傳解《春秋》的要籍，也是關于春秋時期歷史文化的基本文獻。
《左傳》而外，左丘明又編撰《國語》。此書應系左氏失明后而作，其材料與《左傳》相表里，又互為補充，同為關于古代歷史文化的經典要籍。
可能在《左傳》、《國語》完成不久，約于公元五世紀中期偏前，左丘明逝世。
人物成就
左丘明與孔子生活在同一時代，孔子與其同好惡，稱其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賢。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學術思想是儒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左傳》作為一部記述詳備、論述精辟的編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學、文學價值，又是一部著名的軍事著作，是中國歷史經典之一。
文學創作
左丘明相傳著有《左傳》、《國語》兩部文學巨著。 《春秋左氏傳》多以史實解釋《春秋》，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記事為主，兼載言論，敘述詳明，文字生動簡潔，全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經典，又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編年體史書，在文學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國語》分別記載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約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魯齊晉鄭楚吳越諸國史實，偏重記述君臣言論，為中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日夜操勞，歷時30余年，一部縱貫200余年、18萬余字的《春秋左氏傳》定稿，其歷史、文學、科技、軍事價值不可估量，為歷代史學家和文人所推崇。 《左傳》記事相當詳細，對歷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傳》還吸收了其他史體的長處，把其他史體的史料按年代順序組織進去，使編年體史書達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傳》是中國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實的編年體歷史著作。不僅如此，在歷史編纂上，《左傳》還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容量：它在編年記事總的格局中，富于變化，有時著意寫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時集中寫一位歷史人物的經歷和活動。這不僅拓展了編年體史書在寫人、記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彌補一件史事被相關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點。另外，在編纂學上，《左傳》首創“君子曰”一欄。“君子曰”以議論形式升華史事，為史書作者發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園地，成為一種優良的史學傳統。
思想主張
左丘明很重視禮的作用。他認為禮是治理國家、安定社會、造福人民的依據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須遵行的規范;作為一個君子，首先要把禮和義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問題就要想到禮，一做事就要考慮到義，不為利而喪失意志，不為義而感到內疚。體現禮的眾多禮節也要和義結合，對失禮行為持堅決批評的態度。
受重禮思想的影響，左丘明特別重視個人的品德修養。這些修養包括忠、孝、信、義、讓等。他認為忠是一個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義是忠于國君：楚國的子囊在國君死后還不忘給他增加好名聲，在自己將要死的時候不忘保衛祖國，他認為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納諫，自認犯了罪而砍斷雙腳，他認為這也是忠。對君王要忠，對父母就要孝。鄭莊公因母親幫助弟弟謀反，將母親軟禁起來發誓永不相見，潁考叔幫助鄭莊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對潁考叔大加贊嘆，說他能愛自己的母親，并且把這種愛也傳遞給莊公，是“純孝”。信是君子的一個道德標準，它不僅表現在個人品德上，還體現在國家之間，如果國家之間的結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礎上，即使結盟也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講信，還要講義。衛大夫石砏大義滅親，將參與叛亂的兒子正法，左丘明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純臣”。讓，就是謙讓，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形成一種上下謙讓的良好社會風氣，那么這個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另外，君子還要從善不從惡，知道善不可以丟、惡不可以長，做到從善如流。對于那些踐踏忠孝信義、品行惡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惡痛絕。
左丘明認為國君也必須注重品德修養：國君要治理好國家，首先自己要賢明，做到秉正無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國家，還必須把德政和刑罰結合起來，用德政來治理百姓、用刑罰來糾正邪惡，這樣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邪惡才能消除。
左丘明認為在軍事上也同樣要重視德和義的作用：主張戰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不要出師。這些準備包括：度德，即考慮自己的德能否爭取到民眾的擁護;量力，即正確估價敵我力量的對比;親親，即努力團結自己的親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辭，即要有開戰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過的征伐目標。除了第二條“量力”之外，其余四條都與德義有關。
歷史評價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愛戴，孔子視其為君子，尊稱其左丘明，謂之與其共好惡。《肥城縣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載：“樂正子春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記》稱左丘明為“魯君子”，肥城亦因此而獲“君子之邑”之美稱。
左丘明知識淵博，品德高尚，孔子曾以左丘明為楷模談論自己的做人原則，孔子言與其同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 也就是說，甜言蜜語、讒言媚色、卑躬屈膝，這種態度，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隱匿怨恨而佯裝友好，左丘明認為可恥，孔子也覺得可恥。孔子評價左丘明的這些話，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誠實耿直、品德優良的人，這與秉筆直書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贊嘆左丘明的“君子”風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齊國，路過肥邑，感嘆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說，肥邑這塊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對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文勝質才稱得上史筆，文質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說《公冶長》是在贊揚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贊揚左丘明的史家文筆。
《漢書》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籑異同為《國語》。”
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稱一直沿用下來，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稱左丘明為“魯君子”，可見左丘明“君子”美譽的深遠影響。
唐貞觀二十一年(647)李世民封左丘明為“經師”，墓前建石坊。
晉夏侯湛賦詩贊左丘明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宋宰相(中書門下平章事)丁謂亦詩贊左丘明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余韻，人鐐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元集賢大學士致仕李謙、翰林承旨張起巖均曾為左丘明賦詩作贊，或曰其“文章史學之治”，或稱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
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封左丘明為“先儒”。
明崇禎十五年(1642)朱由檢封左丘明為“先賢”。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許多關于他的文化遺跡。“都君莊”，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僅這一故里的名稱，就生動地反映出左丘明當年的“君子”風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跡，確實是充滿了“君子”的美譽。
忠于歷史是史家的天職，正是這種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鑄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廣泛贊揚和“君子”美譽。
后世紀念
民國以前
左丘明的品行和對人類歷史的偉大貢獻，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們即將他著述過的地方稱作“左傳精舍”，予以保護，并代有修葺。
漢初，肥城置縣伊始，就在縣城興建了“左傳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
漢平帝時(1-6)，《左傳》初立學宮。
東漢建武年間(25-56)，《左傳》復立。
唐貞觀二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頒《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詔》，封左丘明為“經師”，從祀文廟。左丘明后裔為此植槐紀念，稱“謝唐槐”。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趙恒，追封左丘明為瑕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孫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陰縣令王諷重修“左傳精舍”并立碑詳述追封之事。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趙佶封左丘明為中都伯。
明洪武四年(1371)肥城知縣丘明后裔丘思齊重修“左傳精舍”。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朱厚璁追封左丘明為“先儒”，敕建墓門坊，并親書“先儒之墓”。
明毅宗崇禎十五年(1642)朱由檢敕封左丘明為“先賢”。肥城知縣王惟精與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孫丘云特輯訂《左傳精舍志》。《左傳精舍志》設遺像志、本傳志、祠墓志、藝文志、譜系志等五卷，清乾隆六年(1741)增輯本現存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檔案館。
清左丘明六十八代孫丘行鍵與六十九代孫丘玉潔捐資七千余兩重修縣學宮、癢門，咸豐皇帝書贈“敦崇名教”，以旌表其行。襲封衍圣公、孔子第七十代孫孔廣啟題贈“承先衛道”匾。
清雍正三年(1725)，為避孔丘諱，上諭除“四書”“五經”外，凡丘均加“邑”部為“邱”，丘明及其后裔的丘字均改寫為“邱”。民初，丘氏后人閩杭清舉人丘荷、臺灣清進士丘逢甲認為雍正所為不公，呼吁去“邑”復“丘”，還祖先本來姓字。丘氏族人聞者紛紛響應，恢復了“丘”姓，而未聞者則仍沿用“邱”字至今。因此，丘與邱本是一姓，都是左丘明的后裔。清乾隆十六年(1751)，清禮部重新確認丘明之謫孫為世襲奉祀生，并賜祭田18畝。
民國以后
位于山東肥城石橫鎮衡魚村。景區高標準、高起點修復了左丘明墓、碑、牌坊等，規模宏大，甚為壯觀。主要景點有左丘明墓及左丘明文化紀 念館，館內有大量珍貴文物，對研究左丘明史學文化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丘明中學
2011年5月20日上午，肥城市礦區中學更名為“丘明中學”揭牌儀式舉行，肥城市、肥礦集團及社會各界參加了此次盛大活動。原礦中更名為“丘明中學”，體現了當地政府和人民對鄉賢史圣左丘明的尊崇，是弘揚左丘明思想文化工作的一大舉措。校名為國際左丘明文化研究會會長丘恩處題寫。
左丘明文化研究會
2011年12月16日，山東省肥城市丘明中學成立“左丘明文化研究會”，當日研究會并印發了第一期會刊。研究會的成立得到了來自海內外丘氏宗親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丘明中學校長嚴鐵軍在左丘明文化研究會揭牌儀式上介紹說：“弘揚左丘明文化，就是傳承先儒‘敬德、尊禮、保民、慎罰’的思想，不學習民族歷史，就不能掌握民族精神;不了解左丘明文化，就不能領悟完整的國學。作為教育工作者，面對傳承民族精神、弘揚左丘明文化的重擔，丘明中學走在了前列，這是丘明中學的責任，更是丘明中學的光榮。”
家族歷史
家世淵源，學識淵博
相傳，左丘明是齊開國之君姜太公的后代。西周建立后，周公分封諸侯，姜太公因滅商有功被封于齊，都于營丘。姜太公死后，嫡長子丁公繼位，小兒子印依營丘居住，改姓為丘。丁公死后三世，哀公即位。這時，紀國的國君與他不和，遂向周王進讒，挑撥哀公和周王的關系，致使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哀公的弟弟靜被立為諸侯，即胡公。哀公同母之弟山不服胡公，組織同黨率領營丘的人馬殺死胡公，自立為國君，是為獻公。當時，印的后人婁嘉被迫隨山參與了此次宮廷之爭。斗爭雖取得勝利，但骨肉相殘，又背著弒君的罪名，婁嘉擔心禍及己身，于是離開齊國投奔到楚國，出任楚國的左史官。那個時代的官職，往往是父死子繼，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職為姓。婁嘉及其后人世代擔任楚國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為左，長期在楚國定居下來。婁嘉的十二代孫倚相，史稱“左史倚相”，是春秋時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國政治地位較高。倚相生兒子成。成任左史時楚國發生爭奪君權的內亂：楚公子比弒殺其君，隨后又被公子棄疾殺死。為躲避內亂，成投奔到魯國，做了魯國的太史。成生子左丘明，襲父親官職為魯國的太史。
從姜太公封齊、庶子印以丘為姓，到婁嘉奔楚、改姓左氏，再到成避亂遷魯，左丘明的先人經過了自“姜”而“丘”，由“丘”改“左”的姓氏轉換，同時也經歷了齊、楚、魯三地的坎坷遷移，可以說是家世遙遠、演變曲折。
左丘明的兒子瞻，精通儒道，學識淵博，品德高尚。孫子啟同樣博學多才，長期做魯國的大夫。四代孫誠是位超凡脫俗的隱士，才華出眾。王莽新政時，曾召集天下學者為其所用，十五代孫起也受到招聘。起因不愿為王莽效力，擔心王莽加害自己，于是改姓為丘，逃避到陶陽隱居起來。
1725年（清朝雍正三年），為了表示對孔子的尊敬、避孔丘名諱，乾隆帝下令丘氏宗族改姓為“邱”。辛亥革命后，閩杭舉人邱荷公及臺灣進士丘逢甲倡議恢復原來的丘姓。這一提倡，得到了沿海、海外及山東等地丘氏族人的響應，“邱”恢復為“丘”。但也有不少人因沒有得知此倡議而沿用原來的“邱”姓。這樣，左丘明的后裔中，就有了左、丘和邱三個不同的姓氏，而且這三個不同姓氏的后裔中人才輩出。
淵源，血統關系
《精舍志 》卷二《本傳志》云：“先賢左邱明，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后。”“授經圖”現本作“受經圖”，沒有文字說明，上述文字當出于現本《精舍志》所依據的更早本。《精舍志》卷五《譜系志》“姓譜”云：“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營邱，嫡子丁公伋立為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印六世孫）嘉因殺胡公，恐后及難，遂奔楚，世為楚左史官……（嘉十三世孫）倚相。周景王十有五年，楚子伐徐，次于乾溪，右尹子革夕，楚子見之，與之語，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十有六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處于乾溪，相之子避國亂，遂適魯，為魯太史官。生邱明，世為魯左史官。”據《精舍志》所載，左丘明乃楚左史倚相之孫。舊方志所謂左丘明為“楚左史倚相之后”③ 當本于《精舍志》。
如果左丘明確系楚左史倚相之孫，則左丘明的家世或許可以向前追溯，但文獻證明兩人根本沒有血統關系。
首先，倚相、孔子、左丘明系同一代人，而左丘明年齡應當略長。孔子（前551-前479）生卒年代明確，無須考證。倚相始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是年即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上文《精舍志》所云倚相事即本《左傳》。當時倚相隨軍出征，能讀《三墳》等書，年齡不會少于20歲。《韓非子·說林下》云：“越已勝吳，又索卒于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句踐已平吳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云：“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所謂“已平吳”、“已滅吳”皆指越國滅吳，前473，越滅吳后，左史倚相仍然健在，并給楚王出謀劃策。所以有人推斷：“按左史倚相于西元前530年在楚，楚靈王說他是良史，至西元前482年還存在，是倚相以壽八十歲計，當是550年以前生的，奔楚時約20余歲，至480年左右卒的”④其中表達有誤：“550”當為“前550”，“奔楚”當為“首見楚”或“在楚”，“前482”指越滅吳當為“前473”，“480”當為“前470”，如此方能計以八十。按糾誤后的推測，倚相生卒年約為前550至前470左右，生年大致同于孔子，卒年比孔子至少要晚六年。至于左丘明，生卒年雖無可考，但可從孔子與其關系推測大概。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以尊重口吻將左丘明視為自己的人格楷模。《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文勝質才稱得上史筆，文質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說《公冶長》是在贊揚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贊揚左丘明的史家文筆。元初翰林學士李謙《肇建肥城廟學記》曰：“匾其講授之堂曰‘君子’，取樂正子春所謂‘肥有君子’之義。”⑤因為“昔樂正子春日：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⑤ “肥有君子焉”乃孔子感嘆語，意為肥邑這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如此尊重左丘明，可見他是孔子心目中的長者，當年長于孔子。《精舍志》卷一《遺像志》有一“薦圣圖”，文字曰：“趙師圣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邱明。左邱明曰：‘孔丘其圣人歟？夫圣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于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即召孔子為司徒。”孔子曾任司寇，司徒乃司寇之訛。趙師圣者不知何人，然從其文學古樸，內容合乎孔子打擊三桓，左丘明薦孔與上文孔子長者身份相合三點觀之，該節文字似有所本，當為比較可信的文獻資料。薦孔一事明確排除了左丘明乃孔子前人或孔子后人的各種經今文學說，進一步佐證了左丘明是年齡稍長孔子并深受孔子敬重的魯太史和魯君子。倚相大體與孔子同齡，左丘明既年長孔子，亦必年長倚相，焉得成為倚相之孫？即使倚相40歲生孫左丘明，則丘明在孔子任司寇時才十來歲，到孔子死時也不過30歲左右的孫輩人物，又何以推薦孔子，何以令孔子敬重如斯？另據《漢書·古今人表》倚相在時序上居于丘明之后。
其次，《左傳》沒有絲毫痕跡。前529年（魯昭公十三年）楚國確實發生內亂，《左傳》對是年楚國內亂的記載頗為詳細。《左傳》往往記載各國大夫、官員出奔，倘若作者生父果在這場內亂中逃來魯國，詳細記載中何以毫無蛛絲馬跡？況且，楚國內亂這年倚相至多20余歲，他本人沒有離楚，襁褓中的其子何以奔魯？
再次，有人研究以為，“（楚）左史應是倚相與左史老的氏稱”，“晉楚左史皆系氏稱，氏稱源于官名”，“楚左史當來自于晉左史”，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與欒氏一起逃奔到了楚國”⑥。其說并非毫無根據，倘若成立，則倚相不出于齊。
最后，《精舍志》卷五《譜系志》分“姓譜”“世系”兩部分，前者追述左丘明以前的邱姓世系，從太公支子印到左丘明之父共19代，后者從左丘明開始逐代譜列以后的世系，正如序言所謂“世次詳明”。但其中存有兩個疑點：第一，“姓譜”19代中前18代的名字都很清楚，惟有最近的第19代左丘明之父沒有名字；第二，既是邱氏譜系，當以邱氏開祖印為“一代”，若以居魯而計也當以左丘明之父為“一代”，而邱氏譜氏的代次卻是將左丘明列為“一代”。左丘明之父是左丘明之前邱氏來源的關鍵環節，如此避而不言，反映了左丘明之前邱氏譜系的依托痕跡。
以上四點，可知左丘明與楚左史倚相沒有血統關系，《精舍志》的“姓譜”部分當多屬依托，正如嘉慶八年禮部駁議：“此固太公少子以邱為氏，故牽合附會。”⑦ 舊方志所謂肥城邱氏出于太公、倚相本自“姓譜”，皆不足為訓。
后人姓氏
《精舍志》卷五《譜系志》“姓譜”云：“生邱明，世為魯左史官。故自遷楚以來，因以左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孫名起者工文學，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禍，又去左襲邱，隱居陶陽，復以邱為姓氏。”世系記載了從“一代左邱明”到“六十九代玉潔”的69代世系，其中“十五代起工文學？ （按：同于上文），生子五： 、堂、懿、壽、考”；“十六代 漢光武建武五年授湖陽主薄”；“四十七代芳世居于魯古肥子國地，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如曲阜，以太牢祀孔子，追封左邱明為瑕丘伯，授芳衣巾”；“五十七代奠，元末大亂，舉族流于棗強，寄居二世”，“五十九代江，明永樂二年自棗強抱姓譜及親族還肥邑”；“六十四代云街？明天啟元年本邑知縣王惟精重修左氏祠墓，訪求邱明后裔，得云街”。按《精舍志》記載，肥城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后裔，這支后裔世系清楚，兩千多年來一直居守故邑祖墓。
此就左丘明姓氏、都君邱氏姓氏及其世系真偽等問題略作討論。
左丘明姓氏歷來存在爭議，或云姓左，或曰姓丘，或謂復姓左丘。姓氏不清，遂影響到名字不明。三姓中首先應該排除復姓左丘，因為先秦兩漢有不少以“丘”字居尾的復姓，卻單單沒有左丘，而且后代文獻中也從無一個復姓左丘的人證。盡管司馬遷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猶如“晉重”“史遷”，不過別稱而己，不足說明問題。其次應該排除邱姓，邱姓也沒任何根據。或以為尊稱不單呼名，漢人多呼丘明，故必姓邱。按第二人稱尊稱不單呼名容或有之，第三人稱則不盡然，單呼名者普遍見諸文獻，未必皆非尊稱，第二人稱的習慣用法不可用來證明第三人稱尤其是后人對古人的第三人稱。左姓最有可能。《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太史。”孔穎達《禮記正義·玉藻》曰：“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春秋是個造姓時代，由左職生出左姓合乎造姓規律。不論左丘明原來姓左還是另有其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漢代人是把他作為左姓看待的。所謂《左氏春秋》《春秋左氏》或《左氏傳》等就是明證。漢代經家流派多以姓氏命名，只有《詩》齊、魯兩家以地命名，以職命名者一家沒有，《春秋》五家皆用姓氏命名，可見漢人認左丘明姓左。這透露出一個信息，即左丘明后人亦應姓左。此與《精舍志》的資料恰好吻合。《精舍志》云：“自遷楚以來，因以左為姓氏。”所謂“遷楚”固屬附會，但十五代孫起以前“以左為姓氏”卻記得十分明確。另外，《精舍志》各卷圖譜文字多稱“左子”，此稱頗似先人所傳，置于先秦時代去看，定乃姓氏而非職稱。由此看來，說左丘明及其后人姓左當無大誤。
都君邱氏姓氏出于左丘明。《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曰：“丘氏，魯左丘明之后。”⑧是左丘明后裔有姓邱氏者或邱氏有出左丘明者在東漢文獻有證。丘、邱通用，耳旁為后加。左丘明及其早期后裔姓左，與都君邱氏在兩漢之際改左為邱相連貫。《精舍志》所謂“去左襲邱”實乃“改左為邱”，即去掉左姓而襲用丘明的丘字為姓。其中“襲”字在作《志》者本意是要說明原來就姓邱，因為“姓譜”是追述到營邱的，而實際上卻是“襲”的“丘明”之“丘”，從上文可知根本與營邱無關。且不說按“姓譜”邱氏的左姓從嘉逃楚開始至起改姓已經34代千有余年，即使從左丘明開始而至起也己有500多年，500多年把邱姓放在一邊不用而一直姓左，500多年后又忽然繼續使用它，如何可能？如果是復姓左丘，倒是有可能去左留邱，可實際又證明歷來沒有復姓左丘，邱氏譜系本身也不存在復姓問題。看來只有一個解釋：作為左丘明后裔的都君邱氏本來姓左，他們尊左丘明為第一代先祖，所以在“世系”中首列“一代左邱明”，明確列出一個“左”字為其姓氏，邱明之后當然概不列姓，到十五代起改姓時，因邱明為一代始祖，且功德顯赫，便襲取其名的“邱”字以為新姓氏，又附會太公支子營邱的古說以托邱氏淵源悠遠。應該說，都君邱氏的邱姓出于左丘明的“丘”字，與營邱沒有任何關系。
肥城都君莊義為君子邑聚，相傳是左丘明故里。左丘明后裔邱氏宗族世守都君，其家譜《左傳精舍志》所記左丘明以來的世系，北宋初年以后可靠資料日多，有不少史籍、方志、碑記、詩文等作證，可以不用懷疑。這里主要討論宋代以前。宋代以前從東漢初年開始漸有零星的佐證資料。上引漢人《風俗通義》謂邱氏出于左丘明。北齊《魏書·地形志》、唐《元和郡縣志》都記載了左丘明墓，地址與都君吻合。清光緒十七年《肥城縣志·禮儀志》云：“左邱子祠，在縣署東南，邱氏奉祀生奉祀。嘉慶八年邱明善所上漢建武六年十七世孫邱堂《左傳精舍志序》稱‘左傳精舍’，此即故址。”清志雖然較晚，但其中資料信息卻較早，且絕對不是邱明善偽造。《精舍志》卷三《祠墓志》曰：“先賢左子祠在肥城縣城內文廟東南，舊名‘左傳精舍’，相傳即左邱明傳《春秋》處也。”《精舍志》卷四《藝文志》收有“宋祥符二年平陰令范諷重修左傳精舍記”碑記，其中說：“縣之東古肥子國地，即左子故里，古廟猶存，訪其遺跡，知此即為傳《春秋》之處，故名曰‘左傳精舍’。潔奠，下詢其居守子孫，則后裔邱芳攜其舊譜而至間其家世，乃避新莽之亂，去左襲邱……觀其廟貌漸頹，因為之重新焉。”按上引邱氏“世系”，邱堂乃十六世孫，排行居二，根據上述資料，建武五年嫡兄邱 授湖陽主簿，次年邱堂寫出所謂《左傳精舍志序》，是邱堂建起“左傳精舍”，并就精舍建成重修家譜。嘉慶八年邱廷煜為邱明善請立博士所上呈文佐證了這一點：“十六代孫邱堂纂續舊譜，重修祠宇，子孫世守，依墓而居，遞及六十九代孫即生胞伯祖邱玉潔，祠墓宗譜凡經五修。”⑨而實際重修次數恐怕更多。經千余年50多代展轉重修相傳，建武六年邱堂的所謂《左傳精舍志序》原貌肯定已經難于說清，所以當時禮部駁議也就振振有辭：“既稱‘志序’，當別有《左傳精舍志》一書，乃譜中所稱即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譜，末提‘建武六年十七世孫邱堂薰沐敬書’，漢代無此款式” ⑦；“（遺像）三圖既稱舊譜所傳，則衣冠器具必作古制，乃孔子、左邱明皆著束發道冠，又有高幾坐墩，及紙本書籍筆墨硯水中丞之類，全同時式” ⑦；“《前漢書·鮑宣傳》中凡王莽征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并無邱起，且既改姓避莽，何以又筑左傳精舍，使欲蓋彌彰？” ⑦禮部駁議看似不無道理，但畢竟有些不顧歷史變遷而過于苛求古本。又王莽征召人才甚濫，《鮑宣傳》焉能包羅“具列”不出者名單，而建左傳精舍時已時過境遷，豈得謂其欲蓋彌彰呢？我們應該歷史地去看待左傳精舍與邱氏家譜的出現。東漢初年它們出現之前，左丘明后裔在文獻中沒有任何蹤跡，原因何在？這與《左氏春秋》原為獨立編年史、尚未向《春秋》學演變相一致，如果當時有其蹤跡才是怪事。西漢經學的興盛和劉歆對《左氏春秋》的珍重使其開始向傳演變，嗜好經古文學的王莽尋求左丘明后裔本在情理之中，而丘明后裔卻不知是福是禍，不敢輕易登上王莽的險船。東漢初年江山易手，經學統治地位依然，盡管經今古文學家對《左氏》是否傳《春秋》還在進行爭論，時代卻給邱氏提供了借經人仕和光宗耀祖的良好條件，于是邱氏宗族便開始有所活躍。對于古代重視宗統的文化家族，15代世系的記憶并非難事，所以“邱堂纂續舊譜”當有所據，盡管這段時期文獻無征，但結合歷史去看倒也基本可信。
可以說，都君邱氏即左丘明嫡傳后裔。他們世居祖地，戰國、西漢默默無聞，到新莽時改左為邱，東漢初年隨著《左氏》傳經而大修祠堂家譜，其后便在文獻中逐漸露出了清晰面貌。
左、邱兩姓
《精舍志》 卷五《譜系志》“姓譜”云：“太公封于營邱？支子印遂以邱為姓。”又云：“（邱明世為魯左史官）因以左為姓氏，其后裔？去左襲邱，隱居陶陽，復以邱為姓氏。”“世系”對改姓記載同于“姓譜”。卷四《藝文志》所收“宋祥符二年平陰令范諷重修左傳精舍記”碑記亦謂“乃避新莽之亂，去左襲邱。”這些資料透露出兩點信息：一是丘明當有左、邱兩姓后裔，二是邱姓并非皆出丘明。
按“世系”所錄，左丘明及其后人為左姓時共15代，15代中第4、8 、9 、1 2四代各生二子，第6代生三子，其余各代都是單傳。“世系”專記嫡長子，嫡長子所生之次、庶子或許有所忽略，因此所謂單傳未必就是實際上的單傳，旁支當比“世系”所錄更多。即以“世系”所錄計算，嫡長子一支始終為一，旁支在不同時間的四代中杈出有六，六支尚會繼續分杈，是兩者比例至少為1：6。邱起改姓時，第4、6兩代的半數旁支與嫡長子的血緣關系己隔10代左右，8、 9代兩個旁支也早已出了五服。他們或許已經遷離故土，或許繼續守居祖墓，前者應當繼續姓左，后者也不一定全部追隨邱起改姓邱氏。例如，據《大明一統志》《山東通志》《曹州府志》《曹南文獻錄》等方志記載，定陶一帶有陶丘，或名左山，有左丘明墓及左姓居民；又據地方調查，今漢上南陶村有不少左姓居民，皆奉左丘明為遠祖。邱起“隱居陶陽”當與彼兩地相關，很可能正是投靠那里的旁支同宗隱居。旁支后裔遷離故土定居，起一始祖墳墓供奉并不奇怪。上述兩地左姓或許就是邱起之前左氏旁支后裔，不可輕易予以否定。邱起之前旁支保留左姓，且宗族規模應該大于改為邱姓的嫡支，邱起之后嫡支改為邱姓，是左丘明當有左、邱二裔。
《姓譜》所謂太公支子以邱為姓，在《風俗通義佚文·姓氏》《通志·氏族略》《姓考》等姓氏文獻中查之有據，是邱姓有出于周初姜太公者；《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有邾大夫丘弱，是邱姓有出于春秋邱弱者；《風俗通義佚文·姓氏》云“漢末丘俊持節江淮，屬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吳興”，是邱姓有出于西漢丘俊者。三者皆非左丘明后裔。又據《風俗通義佚文·姓氏》，漢代有常丘、商丘、瑕丘、蛇丘、佘丘、虞丘、渠丘、葘丘、謝丘等復姓，多為后世不見，或許去復為單而成邱姓。古人依邱而居即可姓邱，是邱姓多源，不出于左丘明者多也。左姓多出于左職，左職并非僅有左史，左史并非僅有左丘明，《淮南子·覽冥訓》《史記·龜策列傳》有商末左強，是左姓亦為多源格局。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左傳精舍志》的主體資料基本可信，具有一定研究價值，不過左丘明與楚左史倚相沒有血統關系，“姓譜”部分多屬偽托。從現有資料看，左丘明后人當有左、邱二姓，其中作為嫡系后裔的肥城都君邱氏宗族比較可信，其余各地左、邱兩姓中的旁支后裔尚有待探討。
1725年（清雍正三年）為避孔子名諱，奉旨“丘”旁加“阝”改為邱氏，今石橫邱氏皆為左丘明之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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