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序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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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品》序原文及翻譯

　　詩詞是闡述心靈的文學藝術，而詩人、詞人則需要掌握成熟的藝術技巧，并按照嚴格韻律要求，用凝練的語言、綿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豐富的意象來高度集中地表現社會生活和人類精神世界。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詩品》序原文及翻譯，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詩品》序原文及翻譯

　　《詩品》原文

　　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只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昔南風之詞，卿云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爾后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郭景純用（人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

　　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以含跨劉、郭，陵轢潘、左。

　　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義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蔓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

　　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鶩焉。于是庸音雜體，人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景策，眾（者見）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于高聽，無涉于文流矣。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為稱首。況八纮既奄，風靡云蒸，抱玉者聯肩，握朱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于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于閭里，均之于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后，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未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鸞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詩集，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并義在文，曾無品第。

　　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手奇）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于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詩品序》譯文

　　氣候變動著景物，景物感動著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搖蕩，并表現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著天、地、人，使萬物顯現著光輝美麗，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靈依待它昭明禱告。（能夠）感動天地鬼神的，沒有什么是比詩歌更接近了。從前《南風歌》的歌詞，《卿云歌》的頌詞，它們的意義是深遠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說“憂郁啊我的心”，楚國的歌謠《離騷》說“給我取名叫正則”，雖然詩的體制還不全備，然而是五言詩的起頭啊。到了漢朝的李陵，開始創作五言詩的（這種）體式了。古詩的時代渺茫遙遠，詩人和時代的難以詳考，推究它的文體，本是西漢時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時的首創啊。自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辭賦競相取勝，而詩歌之作還沒有聽說過。從李陵到班婕妤，約百年之間，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詩人罷了。詩人（創作詩歌）的風氣，頓時缺少喪失了。東漢二百年中，只有班固《詠史》詩，（但）質樸而無文采。

　　下來到了建安年代，曹操與曹丕父子，非常愛好文辭；曹植、曹彪兄弟，興起成為文壇棟梁；劉楨、王粲，成為他們的羽翼。次第有攀龍附鳳，自己來做附屬的，大約將要以百來計算。文質兼備的興盛，在當時是非常完備了。之以后逐漸頹唐衰落，直到晉代。太康中間，有張載、張協、張亢這“三張”，陸機、陸云這“二陸”，潘岳、潘尼這“兩潘”，左思這“一左”，都突然復興（建安的興盛局面），繼承前代王者的足跡，（是建安文壇的）風流未盡，也是詩文的中興啊。永嘉年間，看重黃帝、老子的學說，稍稍崇尚清談，這時期的詩文，（述說）玄理超過它的文辭，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東晉渡江到江南后，清談（玄理風氣）的影響像微微的波浪還在流傳，孫綽、許詢、恒溫、庾亮諸位的詩，都平淡得像《道德論》，建安文學的風力喪盡了，在此之前，郭璞運用（他）俊逸的才華，變革創新詩歌的體載；劉琨依恃（他）清新剛健的氣勢，輔佐成就了詩歌的美感。然而，他們（按，指“孫綽、許詢、恒、庾諸公”）的人多，我們（按，指郭璞、劉琨）人少，沒有能夠改變世俗的文風。到了義熙中間，謝混文采熠熠地繼續創作。劉宋元嘉中間，有一位謝靈運，文才高峻，辭藻豐贍，作品富麗艷逸，難以追蹤，確實已經包含和超越劉琨、郭璞，壓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陳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學的俊杰，劉楨、王粲是輔佐；陸機是太康文學的精英，潘岳，張協是輔佐；謝靈運是元嘉文學的雄才，顏延之是輔佐：這些都是五言詩首要的作者，文詞聞名于世的詩人。

　　四言詩字數少而意思多，效法《國風》、《離騷》，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詩人們）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達）少，所以世人很少學習它。五言詩在詩體中居重要地位，是眾多詩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說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這）難道不是因為（它）指陳事理，塑造形象，盡情抒情，描寫事物，最是詳盡切當的嗎？所以詩有三種表現方法：一叫“興”，二叫“比”，三叫“賦”。文辭已經完了意思還有余，是“興”；借物來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寫事實，寫物而寓意于言，是賦。擴大這三種表現手法，斟酌地采用它們，用風骨來強化它，用文采來潤飾它，使得體會它的人余味無窮，聽到它的人動心不已，這是詩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專用比興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辭就滯澀。如果專用賦法，弊病在用意浮淺，用意浮淺，文辭就松散，（甚至于）嬉戲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辭就沒有歸宿，有蕪亂散漫的拖累了。

　　至于那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酷寒，這是四季的節令氣候給人的感觸表現在詩歌里的。好的集會寄詩來寓托親情，離開群體依托詩來表達怨恨。至于楚國臣子離開國都，漢朝的妾媵辭別宮廷，有的尸骨橫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著飛去的蓬蒿；有的扛著戈矛出外守衛，戰斗的氣氛雄起于邊地；在邊關的客子衣裳單薄，閨中寡居的婦女眼淚哭盡；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辭官離朝，一離去就忘掉回來；女子有揚起娥眉，入宮受寵，再次顧盼（姿色動人），傾國傾城：所有這種種（情景），感動心靈，不作詩用什么來舒展它的情義？不用長篇的歌詠用什么來暢抒它的情懷？所以（孔子）說：“詩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發）怨恨。”使得窮賤的人容易安心，隱居避世的人沒有苦悶的，（要想如此）沒有比詩更好的了。所以詩人作者，沒有不愛好（作詩）的。現在的士子俗人，（作詩）這種風氣是很熾烈了。剛剛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開始學習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為寫詩奔忙。因此平庸的聲音，雜亂的體裁（的“詩”），（卻）人人自認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詩）文采不如人為恥辱，夜以繼日地點綴文辭，吟哦詞句，獨自觀賞，自認為精妙絕倫，眾人觀看，終究淪落為駑鈍平常。其次有輕薄的人，嘲笑曹植、劉楨的詩古舊笨拙，說鮑照是伏羲時代以上的人（其詩格調高古），謝脁今古無人可比（其詩雄視千古）。可是效法鮑照，終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滿”；學習謝脁，（只能）低劣地學到“黃鳥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拋棄，與文人一流毫無關涉了。

　　觀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廣談博論之余，何嘗不借詩作談話形式，隨著他們的愛好，商討不同意見。像淄水和澠水一起泛濫混合，像紫色和紅色互相混雜改變，各種意見競相喧嘩爭論，無法用正確的標準分清辨別。近來彭城人劉繪，是高明的（詩歌）鑒賞家，嫌恨詩界的混亂，要作當代的《詩品》，口里說出了（許多對詩歌的）品評，（只是）他的著作沒有完成，（雖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從前班固論人，分為九等，劉歆評論士人作者，分為《七略》，依循名稱以考究事實，確實有許多是不恰當的。至于寫詩的技巧（的高下），明顯是可以知曉的，按類來推求，大概同評論賭博下棋的勝負（那樣可以明白知曉）。當今皇上，稟賦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體驗有豐富深沉的文思，文辭與日月同輝，學識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間的關系。從前在與貴族子弟交游時，已是稱職的首領。何況（現今）已經占有宇內八方，天下響應者像從風而伏、云氣騰涌，懷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來。本來下視漢魏（之作）而不屑一顧，氣吞晉宋（篇什）于胸中，確實不是農民的歌謠、趕車人的議論，敢于加以品評的。我現在記錄的，近乎是在街閭里巷中交流談論，等于是談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約略依照時代先后排列，不按照優劣次序來作評論解釋。再者那人已經去逝，他的詩能夠論定。現在的品評，不存錄在世的人。連綴詞句，排比事實，是只作通常的談論。至于像那籌劃國事的文書，應該憑借廣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莊重）；敘述德行的駁議奏疏，應該盡量稱引以往的功業。至于吟詠詩歌抒發性情，又何必看重運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見而想；“高臺多悲風”，也只是即目所見的情景；“清晨登隴首”，沒有典故；“明月照積雪”，豈是出于經書史籍？觀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湊假借古人詞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寫。顏延之、謝莊的詩，用典更是繁多細密，在那時（詩風）受他們的影響。所以（劉宋）大明、泰始中間，詩文大幾同于抄書。近來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辭（本身）的奇特，（只是）爭著運用無人用過的典故。從那時以來的作者，逐漸形成了一種習俗，遂使句子里沒有不用典故的話，話語中沒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補綴，損害詩文已經很厲害了。可是詩歌寫得天工自然沒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這樣的人。文辭既然失去高明，就只會增加典故，雖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現學問，也是一種理由吧！

　　陸機的《文賦》，通達而沒有褒貶；李充的《翰林論》，疏略而不切實；王微的《鴻寶》，細密而沒有裁斷；顏延之的論文，精細而難以讀懂；摯虞的《文章志》，詳細而廣博豐富，很可以說是知音之言了。觀這幾家（的論著），都是就詩歌體裁來談，不顯示優劣。至于謝靈運收詩成集，碰到詩總是收錄；張隲《文士傳》，碰到文章就書寫下來。諸位英俊記錄的書，用意都在收錄作品，未曾品評高低分別等級。我現在所記錄的，只限于五言詩，雖是這樣，包括古今作者，（他們的）作品大都收集殆盡，輕率地要辨明清濁，指出優劣好壞，共計一百二十人。列入這個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詩品》中的人），就稱為才子。至于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論，將來要提出變置裁斷，請寄托給懂詩的人吧。

　　從前曹植、劉楨當是文章中的圣人，陸機、謝靈運體會效法前二人的才華，研究考慮得精細深遠，在千百年中，卻沒有聽說（詩歌）聲調的分辨，四聲的議論。有的說前人（只是）偶然沒有看見，難道是這樣的嗎？（我們）試著講講它：古時說的詩或頌，都配上音樂，所以不調節宮、商、角、徵、呂的五音就無從諧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是最好的韻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的歌詞，文辭有的還不工致，但韻律可以歌唱，這是注重音韻的意思，與世人講的聲調不同。現在的詩既不配合音樂，又何必采用聲調呢？齊代有王融，曾經對我說：“聲調跟天地一起產生，從古以來的詩人不懂得它，只有顏延之才說到韻律聲調的諧和，而他的說法實際上是大錯；只見范曄、謝莊很懂得它罷了。曾經要作《知音論》，沒有寫完。”王融最先開創，謝脁、沈約推波助瀾，三位是貴族的子孫，年輕時就有作文辯論的才能。因此文士們仰慕（他們），務求（作詩運用韻律）精細嚴密，繁冗細微，專心一意，競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辭多所拘謹忌諱，傷害了它的真實和美麗。我說詩歌體制，本來應該吟誦，不可滯澀，只要音調清濁相間，貫通流暢，念起來諧調流利，這就夠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會；（至于）蜂腰鶴膝的毛病，里巷（歌謠）就已經能夠避免了。

　　陳思王曹植有贈弟的《贈白馬王彪詩》，王粲有《七哀詩》，劉楨有“思友”的《贈徐干詩》，阮籍有《詠懷詩》，蘇武有“雙鳧俱北飛”句的《別李陵詩》，嵇康有“雙鸞匿景曜”句的《贈秀才入軍詩》，張華有詠“寒夕”的《雜詩》，何晏有詠“衣單”的詩，潘岳在詠“倦暑”的詩，張協有詠“苦雨”的《雜詩》，謝靈運有《擬魏太子鄴中集詩》，陸機有《擬古詩》，劉琨有“感亂”的《扶風歌》，郭璞有“詠仙”的《游仙詩》，王微有詠“風月”的詩，謝靈運有詠“山泉”的詩，謝混有詠“離宴”的詩，鮑照有詠“戍邊”的詩，左思有《詠史詩》，顏延之有《北使洛詩》，陶淵明有《詠貧士詩》，謝惠連有《搗衣詩》，這都是五言詩中的精警的。所以說是詩歌中的“珠澤”，文采中的“鄧林”啊。

　　詩品·含蓄原文、翻譯及全詩賞析

　　詩品二十四則·含蓄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語不涉難，已不堪憂。

　　是有真宰，與之沉浮。

　　如淥滿酒，花時返秋。

　　悠悠空塵，忽忽海漚。

　　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翻譯

　　不用文字明確表達，就能顯示生活的美妙。

　　文辭雖未說到苦難的情狀，讀時卻使人十分哀傷。

　　事物存在著實在的情理，作品和它一起沉浮呼吸。

　　含蓄，就像漉酒時酒汁滲漏不盡，又如同花開時遇到滿天霜氣。

　　空中的沙塵游蕩不定，海里的泡沫飄蕩涌流。

　　萬物不斷變化聚散，詩歌需要博采精收。

　　賞析

　　唐代是中國詩歌文化發展的巔峰，不論是從詩人規模還是作品質量上，再沒有哪個時期能望其項背。這一時期，詩歌理論發展也達到了一個巔峰，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這部著重探討詩歌美學問題的理論著作也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名篇。

　　《含蓄》一則是《二十四詩品》的第十一品，是全書最具文采的篇章之一，向來為人所稱道。既名曰“含蓄”，下筆就不能太露骨，提出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作詩也好，行文也罷，神韻首先是擺在第一位的，就是要讓讀者品出“韻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來。緊接著，為具體闡述這種思想，作者首先舉了個例子，“語不涉難，已不堪憂”：在措辭上沒有苦大仇深的句子，但蘊含在字間的憂患就足以讓人唏噓不已，以文已盡而意有余，回味無窮為上。

　　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礎上的遞進，主要是想說明含蓄所要達到的境界，“是有真宰，與之沈浮”。所謂的“真宰”語出《莊子?齊物論》，即指萬物運行的內在規律，在此則是指作品的內容和情感。含蓄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根據作品的“沈浮”而“與之”，須得自然。如酒之溢出于器，雖已積滿，而仍不休；抑如花之將綻，遇有秋寒之氣，則必放慢其速，含而不露。這兩個比喻，不僅切合命題，而且給人以美的享受，所以說這則很有文采。

　　文到第三段而境界始大，空中之塵、海中之漚，無窮無盡，而詩人只要取其九牛之一毛，也就理解他們的特質了。進而以一馭萬，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而末句之“萬取一收”與首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這一綱領性判斷相照應，這也正是一種含蓄的筆法。

　　內容簡介

　　《詩品》全書分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共三卷。卷首有《詩品序》，中、下二品前又各有《序》（此據元刊《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明清通行本列《詩品序》為《上品序》，清代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又并三品《序》為一，置于全書卷首）。序言對詩歌起源、五言詩演進歷程、詩歌創作手法、詩歌審美標準、永明聲律說等問題都發表了意見。正文共品評了從漢代至南朝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詩人，其中上品十一人（不包括無名氏古詩），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三品之列表示被評詩人在詩歌成就方面有高、中，低三等之別。各品之中，詩人的排列順序則“略以世代為先后，不以優劣為詮次”（《中品序》）。其形式，或一人一則，或數家合一則。一人一則者多為大家名家或詩風特異之人，數家合一者則多為詩風相近之流。每則均以時代、官階、詩人姓名標題，如“宋參軍鮑照”“齊吏部謝脁”之類。一則中品評之語，又常是起首舉詩人詩風淵源所自，繼點其特長不足，而歸結于與相近諸家的優劣相較。其間偶引佳句、軼事，間發感慨、駁難，形式自由，語辭簡煉。而全部品評的作品基礎，則統一是各家的五言詩。在具體評論過程中，鍾嶸還對列入上品和中品的三十六位詩人的創作特色加以考察推溯，并最終歸結至《國風》《小雅》和《楚辭》這三大源頭，由此構建起歷代五言詩風格遞嬗承傳的譜系。

　　創作背景

　　漢魏六朝是儒學衰微、文學勃興的時代，整個社會的學術思想發生了大的轉變。東漢末年，政治上大動亂，農民大起義，不但動搖和摧毀了東漢王朝政治統治的基礎，而且在漢代處于獨尊地位的儒學思想，也受到巨大的沖擊而衰落下來。兩漢時“戶習七經”，文人學士家家都在啃儒家經典；入魏以后，卻幾乎是“家棄章句”。文學擺脫了儒學附庸的地位，開始獨立地向前發展，文學體裁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西漢時曾經稱霸文壇的大賦，到了東漢末年，就逐漸向抒情小賦轉化。流行在民間的五言樂府，反映了下層人民的生活，自然樸實，開始受到文人們的重視、摹擬與習作。而“文繁意少”的四言詩，雖然還有人偶然為之，但畢竟為數不多。到了建安時代，五言詩已獨霸詩壇，此后一直風行了數百年之久。依據詩體的變化，五言詩的鼎盛時期又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魏晉是五言古詩興盛之時，南朝是向新體詩發展和轉化之時。到鍾嶸寫《詩品》的時候，五言詩正方興未艾。他在《詩品序》中說：“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由此可見當時五言詩創作的盛況。中國第一部詩論著作《詩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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