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竹木簡與帛書
日本出土寫有《詩經(jīng)》注釋的木簡
日本兵庫縣豐岡市教育委員會２０日宣布，該市日前出土了寫有中國古代文學經(jīng)典《詩經(jīng)》注釋的平安時代木簡。據(jù)日本媒體報道，木簡是在位于豐岡市日高町的禰布森遺跡出土的。據(jù)考證，這里是公元９世紀初平安時代初期日本地方行政區(qū)但馬國的國府。豐岡市教育委員會從今年４月開始對這一遺跡進行發(fā)掘，共出土了２０３件木簡和木簡殘片。其中一塊長３９．５厘米、寬１０．９厘米、厚７毫米的'木簡正面有用墨書寫的“凄寒風也谷風曰東風健兒長”字樣，背面寫有“君子”的字樣。據(jù)報道，“凄寒風也”是對《詩經(jīng)》中“凄其以風”一句的注釋，而“谷風曰東風”則是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一句的注釋。但“健兒長”沒有在《詩經(jīng)》中找到對應詩句，可能是指日本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國家在地方駐扎的軍事組織“健兒”，也可能是指木簡的主人。報道說，這些注釋可能是古代地方官吏將課文抄在木簡上用于學習的。９世紀前半期，日本編纂了很多中國的漢詩集。木簡上的注釋表明，當時在京城（平安京）的漢詩流行風潮也影響到了地方。奈良文物研究所史料室室長渡邊晃宏說，這些木簡是研究當時日本地方和中央關系以及地方官員工作情況的珍貴史料。
竹木簡帛書的鑒定與辨?zhèn)?/h2>
紙張問世以前，書寫文字的材料除去甲骨、青銅器(以及一些貨幣上的文字)、石刻、陶瓦器等以外，主要的便是竹木簡與帛書。
竹木簡是我國最早的書籍，在甲骨文、金文盛行的商周時代就應該有了。之所以說應該，是因為根據(jù)《尚書》所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并看到甲骨文中“冊”字明顯是以繩索編串起來的簡冊的緣故，商周兩代的史官職掌記事及管理典冊，故名曰“作冊”。只是在考古發(fā)掘中尚未發(fā)現(xiàn)當時的簡冊遺物。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簡，主要是戰(zhàn)國至東漢末年(公元前五世紀末至公元二世紀)的遺物，自東漢以后，由于紙的逐步推廣，簡被取代，直至魏晉才基本絕跡，前后盛行達千余年。
戰(zhàn)國時代的簡，已出土的有湖南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河南信陽長臺關，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觀及隨縣擂鼓墩等地的竹簡。秦簡有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的10種，包括《秦律十八種》、《語書》、《日書》等，內容很豐富。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一秦墓中又發(fā)現(xiàn)了共計460支秦代竹簡，時代較睡虎地稍早。漢代的簡，較著名的有長沙馬王堆1號、3號兩墓出土的醫(yī)術內容的竹木簡。另有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西漢墓出土的4942支竹簡，內容多為兵書，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孫臏兵法》；武威磨咀子、旱灘坡等東漢墓葬中發(fā)現(xiàn)竹木簡六百余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肅破城子舊居延漢簡出土遺址一帶，又新發(fā)現(xiàn)簡牘19000多支，系解放后出土簡牘最多的地區(qū)。晉簡發(fā)現(xiàn)很少，在吐魯番TAM53號墓及南昌東湖區(qū)永外街M1號晉墓中有零星幾支。
竹木簡的發(fā)現(xiàn)較早，自漢武帝末年已有，這是從古文獻記載中得知的。據(jù)《漢書?藝文志》等書記載，武帝末年，魯共王破孔宅，得古文竹簡一批，這種文字當時人已不識。后經(jīng)孔安國鑒定，知其中內容有《尚書》、《禮記》等數(shù)十種經(jīng)典。但其中的`《尚書》不久又亡佚了。至東晉，有個叫梅隕的把它獻了出來，據(jù)稱還附有孔安國作的傳。但經(jīng)過后人考證，認為此書的古文部分(即按竹簡所作的釋文)和孔傳均系偽造，現(xiàn)已成定論，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偽造竹簡事件。到了近代，外國人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籍人斯坦因(Aurel Stein)、俄國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等先后到我國西北邊陲掘取文物，獲得大量簡牘資料并據(jù)以研究、發(fā)表。1926年，北平中國學術協(xié)會與斯文赫定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赴蒙、甘、寧、新疆等地考察，于數(shù)年內得到大批簡牘。這些發(fā)掘調查活動目的明確，方法科學，故而從總的情況講，簡牘方面尚未有偽作發(fā)現(xiàn)。
再談帛書。帛書又稱紹書，是古代用墨書寫在絲帛上的典籍資料，若在絲帛上作畫9則稱帛畫。帛書起源可上溯至春秋時期，下限是南北朝，從那以后即被紙全面取代。從實物上看，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一件帛書，是1942(一說1934)年出土于長沙子彈庫的戰(zhàn)國楚帛書。這件國寶系盜掘出土，出土不久即落入曾在長沙雅禮中學任教的美國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一譯柯強)之手，后帶至美國，又幾度易手，現(xiàn)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有摹本。該帛書所出之墓葬于1973年得以發(fā)掘，證實確系楚墓，并又出土了兩幅迄今所見最早的帛畫。1973年年底，在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經(jīng)拼綴復原，計有28件)帛書，內容大部分是漢以后失傳已久的佚書，如《春秋事語》、《戰(zhàn)國縱橫家書》。帛書除少數(shù)幾件因研究之需而有摹本外，一般均為由科學發(fā)掘獲得的真品，在鑒定方面無大問題，似亦談不上專門去做辨?zhèn)我活惖墓ぷ鳌?/p>
柞木簡介：分布于陜西秦嶺以南和長江以南各省
學名：Xylosma japonicum (Walp.)A.Gray
英文名：Xylosma
科名：大風子科 Flacourtiaceae
花期：5月，果熟期9月
分布：分布于陜西秦嶺以南和長江以南各省。
簡介：灌木或小喬木，高2―15米；有刺。葉革質，卵形至長橢圓狀卵形，長4―8厘米，寬3―4厘米，頂端漸尖或微鈍，基部圓形或寬楔形，邊緣有細鋸齒，兩面無毛。總狀花序腋生，長1―2厘米，有細柔毛；花淡黃色或綠黃色，形小，有短柄；萼片近圓形；雄花的雄蕊多數(shù)，花絲較萼片長數(shù)倍；雌花的花柱極短，柱頭稍肥厚。漿果球形，成熟時黑色，直徑3―5毫米；有種子2―3。
應用：葉入藥，能散瘀消腫，治跌打扭傷，骨折脫臼等；樹皮燒末沖水服，治黃疸病、鼠瘺、難產(chǎn)，并有催生利竅作用。
竹木簡帛書的鑒定與辨?zhèn)?/h2>
紙張問世以前，書寫文字的材料除去甲骨、青銅器(以及一些貨幣上的文字)、石刻、陶瓦器等以外，主要的便是竹木簡與帛書。
竹木簡是我國最早的書籍，在甲骨文、金文盛行的商周時代就應該有了。之所以說應該，是因為根據(jù)《尚書》所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并看到甲骨文中“冊”字明顯是以繩索編串起來的簡冊的緣故，商周兩代的史官職掌記事及管理典冊，故名曰“作冊”。只是在考古發(fā)掘中尚未發(fā)現(xiàn)當時的簡冊遺物。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簡，主要是戰(zhàn)國至東漢末年(公元前五世紀末至公元二世紀)的遺物，自東漢以后，由于紙的逐步推廣，簡被取代，直至魏晉才基本絕跡，前后盛行達千余年。
戰(zhàn)國時代的簡，已出土的有湖南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河南信陽長臺關，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觀及隨縣擂鼓墩等地的竹簡。秦簡有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的10種，包括《秦律十八種》、《語書》、《日書》等，內容很豐富。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一秦墓中又發(fā)現(xiàn)了共計460支秦代竹簡，時代較睡虎地稍早。漢代的簡，較著名的有長沙馬王堆1號、3號兩墓出土的.醫(yī)術內容的竹木簡。另有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西漢墓出土的4942支竹簡，內容多為兵書，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孫臏兵法》；武威磨咀子、旱灘坡等東漢墓葬中發(fā)現(xiàn)竹木簡六百余支。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肅破城子舊居延漢簡出土遺址一帶，又新發(fā)現(xiàn)簡牘19000多支，系解放后出土簡牘最多的地區(qū)。晉簡發(fā)現(xiàn)很少，在吐魯番TAM53號墓及南昌東湖區(qū)永外街M1號晉墓中有零星幾支。
竹木簡的發(fā)現(xiàn)較早，自漢武帝末年已有，這是從古文獻記載中得知的。據(jù)《漢書·藝文志》等書記載，武帝末年，魯共王破孔宅，得古文竹簡一批，這種文字當時人已不識。后經(jīng)孔安國鑒定，知其中內容有《尚書》、《禮記》等數(shù)十種經(jīng)典。但其中的《尚書》不久又亡佚了。至東晉，有個叫梅隕的把它獻了出來，據(jù)稱還附有孔安國作的傳。但經(jīng)過后人考證，認為此書的古文部分(即按竹簡所作的釋文)和孔傳均系偽造，現(xiàn)已成定論，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偽造竹簡事件。到了近代，外國人如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籍人斯坦因(Aurel Stein)、俄國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桔瑞超和大谷光瑞等先后到我國西北邊陲掘取文物，獲得大量簡牘資料并據(jù)以研究、發(fā)表。1926年，北平中國學術協(xié)會與斯文赫定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赴蒙、甘、寧、新疆等地考察，于數(shù)年內得到大批簡牘。這些發(fā)掘調查活動目的明確，方法科學，故而從總的情況講，簡牘方面尚未有偽作發(fā)現(xiàn)。
再談帛書。帛書又稱紹書，是古代用墨書寫在絲帛上的典籍資料，若在絲帛上作畫9則稱帛畫。帛書起源可上溯至春秋時期，下限是南北朝，從那以后即被紙全面取代。從實物上看，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一件帛書，是1942(一說1934)年出土于長沙子彈庫的戰(zhàn)國楚帛書。這件國寶系盜掘出土，出土不久即落入曾在長沙雅禮中學任教的美國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一譯柯強)之手，后帶至美國，又幾度易手，現(xiàn)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有摹本。該帛書所出之墓葬于1973年得以發(fā)掘，證實確系楚墓，并又出土了兩幅迄今所見最早的帛畫。1973年年底，在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經(jīng)拼綴復原，計有28件)帛書，內容大部分是漢以后失傳已久的佚書，如《春秋事語》、《戰(zhàn)國縱橫家書》。帛書除少數(shù)幾件因研究之需而有摹本外，一般均為由科學發(fā)掘獲得的真品，在鑒定方面無大問題，似亦談不上專門去做辨?zhèn)我活惖墓ぷ鳌?/p>
什么是木簡？它對漢字書寫的重要性是什么？
漢代的書法有兩大系統(tǒng)，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簡牘墨跡，它們都是在紙未發(fā)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書籍文獻。由于材料不同，書寫的工具不同、內容不同，形制不同及書寫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草率急就者居多。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縛，因此，表現(xiàn)出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楷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簡。 在《居延漢簡》、《武威漢代醫(yī)簡》中有大量的墨跡出現(xiàn)，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漢紙墨跡》相比較。體勢近楷書、行書等各種書體。從竹木簡所看到的書法藝術，是研究秦漢書法的第一手資料。
碑與帖的區(qū)別
"碑"的稱謂最早起于漢。據(jù)清代《說文》學家王筠的考證，最早的碑有三種用途，即，宮中之碑，豎立于宮前以測日影；祠廟之碑，立于宗廟中以栓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諸侯和大夫下葬時用于牽引棺木入墓穴。由于這些實用的目的，最早的三種碑上都是沒有文字圖案的。其中最后一種原來用木頭制成，后改用石頭，而它卻正是后代所謂碑的真正祖先。最后一種碑既然是為下葬所設，后來就在碑石上書寫以至鐫刻死者的功德，以使之流傳于后世，于是發(fā)展成后來有文字的碑。
"帖"最早指書寫在帛或紙上的墨跡原作。后來寫得優(yōu)秀的墨跡難以廣傳，于是把它們刻在木頭、石頭上，可以多次拓制，廣為流傳，這樣，就把刻于木石上的這些原來的墨跡作品及其拓本統(tǒng)稱"帖"。
刻碑盛行于東漢，到了魏晉南北朝，由于某些時候朝廷明令禁碑，碑石縮小，且放于墓室之中，于是形成了墓志。
認真概括起來，碑帖有以下幾方面的區(qū)別：
1.制作目的不同 最初的碑沒有文字，后來為托頑金之堅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并且從最初的隨意刻劃到莊重嚴整，一絲不茍，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記敘生平、歌功頌德，而不是傳揚書法，所以書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碣多不署書者姓名，可以看出碑是重內容而輕書寫的。刻帖的目的是傳播書法，是為書法研習者提供歷代名家法書的復制品，所以，書法的優(yōu)劣是它的選擇標準。只要是名家的書作精品，即便是只言片語的一張便條，也照樣收入，很少顧及內容。
2.書體不同 碑的歷史悠久，所用書體在隋以前都是莊重肅穆的篆、隸、楷書。直至唐太宗御筆親灑，才開始有行書入碑。草書刻碑除武則天《升天太子碑》外，絕少有之。而刻帖一事始自趙宋，多數(shù)是詩文簡札，所以行、草書及小楷居多。
3.形制不同 碑是豎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數(shù)是長方形，也有圓頂、尖頂?shù)模m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兩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豐碑巨碣動輒丈余高，氣勢宏偉。帖因為多取材于簡札、書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長則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呈橫式，多為石板狀，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則絕少。
4.制作方法不同 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書丹上石，即由書寫者用朱筆直接把字寫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經(jīng)鐫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筆畫有風格上的變化，即與原書丹之字略有出入；還有碑刻甚至未經(jīng)書丹而直接奏刀。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藝術情趣，有極濃的金石味道，非毛筆書寫所能體現(xiàn)，實際上是書者與刻者的共同創(chuàng)造。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將墨跡上的字用透明的紙以墨摹下來，然后用朱色從背面依字勾勒；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兩道工續(xù)。雖然程序復雜，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盡力畢肖，每道工續(xù)均不得攙入已意，所以精品帖本可以達到亂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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