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文心雕龍》的自然審美理想
《文心雕龍》是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文學理論著作，成書于南朝齊和帝中興元年至二年（501—502）間。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淺談《文心雕龍》的自然審美理想，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摘要】
“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自然審美是劉勰統籌《文心雕龍》全書最主要的審美理想，其文之樞紐開篇《原道》就點明“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的自然審美立場，即一切文學創作本源于自然。其“自然之道”既指世間萬物自然景色，也指各位作者所生活的社會人文狀態。劉勰不僅在《明詩》、《體性》、《定勢》等篇目中直接使用了“自然”一次，而且其很多篇目諸如《原道》、《物色》、《時序》等都是以自然審美為主導意識的。本論文從“自然之美與自然之道”、“自然審美與自然景物”、“自然審美與物感情舒”來分析劉勰《文心雕龍》的自然審美理想。
【關鍵詞】
《文心雕龍》；審美理想；自然
一、自然審美與自然之道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中國古代文論中一個非常抽象復雜而又含義豐富的概念。在深受儒、道、釋三家文化熏染的劉勰這里，“道”的具體含義也是撲朔迷離、眾說紛紜。黃侃在《札記》中釋《原道》中的“道”為“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認為“道”不是一家之道，包括天下萬物所以然的道，“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范文瀾注“所謂道者，即自然之道”，“彥和所稱之道，自指圣賢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經》二篇，義旨甚明，與空言文以載道者殊途。”范文瀾似于此以“一家之道”說駁黃侃的“非一家之道”說為“空言文以載道”。
劉勰在《原道》開篇列舉了很多自然現象，內容說的都是自然之物的文采，如天地、山川、龍鳳、虎豹、云霞、草木等“無識之物”。自“仰觀吐曜”之下，劉勰認為天地生成之后，“人”參與其間，“天”、“地”、“人”合為三才，對于人的形成，劉勰說是“為五行之秀氣，實天地之心生”，認為人是“有心之氣”。所以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語言是人的文采，是“應物斯感”，是人類天生的稟賦，并非刻意創造出來的。不管大家如何爭論，縱觀《文心雕龍》整個文本，劉勰是以審美為本體的，而美的生成是出于自然之道。劉勰認為，美是由自然萬物外顯的產物，而萬物之美是根據人的審美意識而得以表現的。除此之外，他認為從引起情思到構思、到確定體裁、形成風格等都需要順乎自然。所以劉勰的自然之道即包括世間自然萬物的鬼斧神工，也包括人世社會的人情冷暖時代變遷，也包括作者于自然社會中情感的自然發泄與流露，是“自然之文”與“人文之文”的統一。文學與自然方面之間存在著“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關系。文學與社會方面之間存在著“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關系。
二、自然審美與自然景物
統觀《文心雕龍》全書，其出現了眾多的自然景物及其深刻細致的描寫，大到天地山川云霞小到草木魚蟲鳥獸，不管形狀色彩還是音韻唱響，都是自然界的文采之作，此在《原道》、《物色》、《明詩》中多有論說，建立了自然審美理論。魏晉以來，人們開始自覺地發現“美”的歷程，無論是借自然遣懷還是對山水而悟道，都側重于尋找與主體思想相對應的自然景物。
因為景物具有多種多樣的色彩，故名物色。在歷代《文心雕龍》的研究中，對《物色》篇的位次、意旨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大家都肯定了“《物色》篇闡明了自然在文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這樣的觀點。劉勰在《物色》篇的開頭就直接闡明“物”（自然）給人類帶來的感動：“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春秋交替、陰陽變化，這些都是自然萬物不同的存在狀態，“物色”的變化促進了人類情感的變化，“物色”之“動”在本根上牽引著“人心”之“搖”，并且人們會以言辭表現出來。
對于自然景物的描寫劉勰提出了“物色雖繁，析辭尚要”，他取《詩經》《離騷》以及司馬相如的賦作為代表。《物色》概述了先秦寫景詞語的發展，先是說《詩經》作者仔細觀察景物，精心用文辭來加以表現，并列舉了很多例證，劉勰認識到《詩經》作者已能做到以簡約的詞語充分地表現豐富的物色和情感，做到了“情貌無遺”。到《離騷》等楚辭作品，寫景詞語趨向繁復。到了司馬相如等漢賦家，更是喜歡用一連串的詞語來描寫山水景物，形成了揚雄所說“辭人之賦麗以淫”。由此可見，通過《詩經》《離騷》以及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辭賦家的賦這三種文學作品，劉勰所要倡導的是一種在描寫景物時，既要少著墨，又要表現出深遠的意味的方式。即倡導“麗則而約言”、“以少總多”而反對“麗淫而繁句”的寫作景物的方式。
三、自然審美與物感情抒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物感”是古代文學審美重要命題之一，它強調文學創作的本源與審美體驗的發生是由于主體之“心”與客體之“物”的“感應”關系。劉勰認為創作之所以發生，其本源來自于內在情感被觸動誘發后的積蓄，而這種感情的興發則源于人對物的感應。《文心雕龍?明詩》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劉勰認為人天性天生即稟賦著喜怒哀懼愛惡欲的“七情”，但“七情”只是隱藏在人的內心，須有“物”的觸動才會具體的發顯。所以當人在面對四時物候的更迭變化時，心靈也會隨之搖蕩，并由文辭加以抒發。劉勰在《物色》中還提到了“物色相召，人誰獲安”，由于自然風物的召喚，觸動了作者的情感，引發其審美的體驗以及無限的聯想，所以流連、沉吟在大自然的萬千景象之中，并通過“寫”表現自然風物的氣貌聲彩。劉勰又指出了“功在密附”。即創作者對景物的描寫能貼切地表達情思，以達到“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
此外，劉勰還在《情采》篇中對文與情之間的關系作了論說，其在《情采篇》中說：“惜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贊成《詩經》作者的創作，反對辭賦家的創作，情滿而文自溢，正是其自然審美的體現。“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認為作家創作時，總是先有內心感觸，經過情感的“郁陶”、“蓄憤”和理的梳理后，把它抒發出來寫成華美的文辭。劉勰強調情理是主，文辭是次，二者是主動與被動的關系，只有感情到位，文辭才能到位。劉勰所處的時代文學創作空前繁榮，大量的文學作品出現。可是大多作品重采輕情、重文輕質，逐漸背離了“詩緣情”的審美理想。他批評時人創作過于愛好新奇，語言浮詭，就如同在彩色羽毛上涂顏色，在皮帶上刺錦繡，情和采、文和質背離越來越遠，造成訛濫。可見劉勰對時人的批評正是以自然審美為標準的。
小結
自然作為審美對象，其美感的發現與獨立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魏晉以來，人們開始自覺地發現“美”的歷程。劉勰的《文心雕龍》作為一部“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專著，是以自然審美統籌《文心雕龍》的。作者具體描述了創作過程中作家心靈與客觀物境相互感應、相互溝通的情景，涉及到詩人之“心”與自然景物的審美關系。美是由自然萬物外顯的產物，而萬物之美是根據人的審美意識而得以表現的。從引起情思到構思、到確定體裁、形成風格等都需要順乎自然。其作為中國傳統自然審美的理論經典，具有作為思想資源和人文智慧的雙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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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簡介
《文心雕龍》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兩編，各二十五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部分。總論含上編的《原道》至《辨騷》五篇，明確提出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是全書的“文之樞紐”。文體論含上編的《明詩》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論有韻之文，后十篇是敘無韻之筆。討論的文體約三十五種，就其源流演變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別進行了論述。創作論含下編的《神思》至《總術》十九篇，剖情析采，論述了文學創作的基本方法。批評鑒賞論含下編的《時序》至《程器》五篇，論述批評鑒賞的方法和態度，品評歷代作家的才能與貢獻等。最后一篇《序志》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和原則。
《文心雕龍》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學論著，由于書中所論多涉及文學創作，故現代學者又多視之為現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寫的綜合性的文學批評專著。作為一部體大思精之作，它既總結了先秦以來文學創作的經驗，又繼承和發揚了前人文學理論的豐富遺產，在文學的各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見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它的產生在中國文藝理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魯迅先生認為它可以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媲美。
內容簡介
《文心雕龍》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兩編，各二十五篇。全書用駢文撰寫，各篇末均綴四言八句“贊”一首。除最末的第五十篇《序志》為全書序例，自述撰著動機、宗旨及全書結構外，其余四十九篇分論“文用”，即作文的宏觀、微觀諸問題，以合《周易·系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說。全書從一至四十九篇的結構如下：
一、總論，共五篇，包括《原道第一》《征圣第二》《宗經第三》《正緯第四》《辨騷第五》。論述為文的根本原則。
二、文體論，共二十篇，包括《明詩第六》《樂府第七》《銓賦第八》《頌贊第九》《祝盟第十》《銘箴第十一》《誄碑第十二》《哀吊第十三》《雜文第十四》《諧讔第十五》（以上論有韻之“文”）；《史傳第十六》《諸子第十七》《論說第十八》《詔策第十九》《檄移第二十》《封禪第二十一》《章表第二十二》《奏啟第二十三》《議對第二十四》（以上論無韻之“筆”）。系統地論述了各體文章的性質、歷史發展和寫作要點。
三、創作論，共十九篇，包括《神思第二十六》《體性第二十七》《風骨第二十八》《通變第二十九》《定勢第三十》《情采第三十一》《镕裁第三十二》《聲律第三十三》《章句第三十四》《麗辭第三十五》《比興第三十六》《夸飾第三十七》《事類第三十八》《練字第三十九》《隱秀第四十》《指瑕第四十一》《養氣第四十二》《附會第四十三》《總術第四十四》。集中探討創作過程中的個性、語言、風格、思維方式以及情與理、內容與形式等一系列重要問題。
四、批評論，共五篇，包括《時序第四十五》《物色第四十六》《才略第四十七》《知音第四十八》《程器第四十九》。闡述文學批評的標準、方法，展示文學的演進，扼要地評論歷代的文學和作家。
這個以總論居首，以文體論與創作論為主干，殿以批評論的結構，涵蓋了傳統的文章學的幾乎所有方面。而有關文學的論述，也所在多有。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而又是大融合的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錯綜交織，十分尖銳。這種情況雖然和《文心雕龍》的產生沒有直接聯系，但《文心雕龍》出現于齊梁時期又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分割不開。文學理論是創作經驗教訓的總結，而這個時期文學創作上可總結的經驗教訓極為豐富。正如劉勰在《時序》篇所說，建安文學的出現，就“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歷史的狂潮不僅把文人們卷到“世積亂離”的現實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觸到一些時代的氣息，反映了一些“風衰俗怨”，而且在現實的教育和啟迪下，拋開了漢儒死守章句的老路，從而逐步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獨立意義。
從建安到晉宋，詩文創作之盛，有增無已。宋文帝時，便于儒學、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另立文學館；宋明帝設總明觀，也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這是從封建統治機構上正式承認“文學”獨立于儒學之外的開始。文學創作的發展，到了南朝，更由于歷代帝王的愛好和提倡，出現了鐘嶸所說的情況：“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世族文人中也出現“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況。文學創作上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產生文學評論的直接原因。不過，當時對文學作品的評論不是沒有，而是和文學創作一樣過甚過濫。文學評論不乏其人，不過多是達官貴人在“博論之余”的信口雌黃，他們各隨所好，沒有任何準則。這不單是個批評標準問題，還必須從理論上解決一系列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文學批評才能有所依據。所以，為了澄清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指導正確的文學批評，也迫切地需要文學理論的建立。
自漢末儒學衰微以來，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從正始年間開始，就“聃周當路，與尼父爭涂矣”。東晉以后，佛學漸盛，更加助長了玄風的泛濫，佛教思想對此期文學創作也有著重要的影響。老莊佛道思想彌漫魏晉詩壇，前后達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雖然“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實山水詩的產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開的。從西晉太康時期開始，文學創作過分追求文辭藻飾的形式主義趨向明顯地出現了。這種風氣到南朝而又有惡性發展，特別是齊梁以后，更由唯美主義發展為庸俗的色情文學，寫下了文學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怎樣對待這種文學發展趨勢，就是《文心雕龍》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也就是產生《文心雕龍》的具體原因。
個人背景
劉勰出身于寒門庶族家庭，雖然他一向喜愛讀書，但在注重門第的南朝，他的'才華很難得到施展，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都存在問題。南齊永明二年（484），劉勰進入了鐘山定林寺，度過了他的青年時期。在寺中高僧僧祐的指導下，他對佛法有了更精到的見解，而在整理寺院典籍時，劉勰閱讀了寺院所藏各類文獻。《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據書中《時序》篇“皇齊馭寶”諸語，及《梁書·劉勰傳》所載劉勰負此書干求于沈約車前而“約時貴盛”等推考，當在南齊和帝時（501—502）。劉勰撰此書的動機，一是受到“君子處世，樹德立言”的傳統人生哲學的激勵；二是不滿于當時文壇“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而有意糾偏；三是有感于“近代之論文者多”，但“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故“彌綸群言”，撰著此書。書取“文心雕龍”為名，“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序志》篇）；“雕龍”則典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記“雕龍奭”之稱，原指齊人騶奭善采騶衍談天之術而成文，如雕鏤龍紋一般精致，劉勰取以狀飾“文心”，蓋指此書的主旨在如雕鏤龍紋那樣精致地揭示作文所需的細微用心。
鑒賞
主題思想
劉勰認為包括文學創作在內的一切“文”的寫作，歸根結底都是對“道”的某種闡發。所謂“道”，聯系書中上下文看，主要是指儒家正統思想。所以在文章闡發“道”的途徑方面，作者提倡“征圣”與“宗經”，因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而圣人借以“明道”之“文”，最典范的便是儒家經書；經籍不但可以提供作文的思想準則，同時也演示了一篇“文質彬彬”之作撰就后的崇高境界。但文的寫作，尤其是文學創作，畢竟不是一種單純的道德說教與思想詮釋，而有其自身特殊的形式要求，因此劉勰又提倡在“征圣”“宗經”的前提下，適當地汲取讖緯圖書與楚辭騷賦中的有益養分，因為讖緯“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正緯》篇）；而楚騷則“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雖取镕經意，亦自鑄偉辭”，只要學者“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則便“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辨騷》篇）。
劉勰根據當時文壇對“文”“筆”的基本劃分，在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就詩、樂府、賦等十類有韻之“文”，與史傳、諸子、論說等十類無韻之“筆”的文體性質、發展簡史、寫作要點等進行了逐一討論。這方面與文學較有關聯的見解，主要集中在《明詩》《樂府》《詮賦》諸篇；《諧讔》《論說》等篇的部分論述，也涉及文學。對于已有悠久歷史的重要的文學體裁——詩歌，劉勰首先別出心裁地釋其義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繼而比較細致地回顧了迄“近世”為止的詩史，其中對五言詩起源于李陵、班婕妤的舊說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但在比較四言詩、五言詩的優劣異同時，又認為“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對相對后起的五言詩抱有輕視的態度。在論及樂府、辭賦二體時，作者一方面準確地概括、描述了樂府“詩為樂心，聲為樂體”的特征與賦體創作中“情以物興”“物以情觀”的主客體交流情狀，另一方面又不免受“征圣”“宗經”著述原旨的制約，斥樂府民歌為“艷歌”“淫辭”。至《諧讔》篇雖貶低有關文章“本體不雅”，但將原不受正統文人重視而又具有相當文學性的諷刺文專列一目討論，不為無見；《論說》篇中表彰“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的論作，要求撰論“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并強調“說”貴在“順風以托勢”，也點出了議論性散文的創作關鍵。
在標舉“文之樞紐”，分體“論文敘筆”的基礎上，劉勰又多側面地討論了作文之“術”，即寫作的具體程序與方法。這部分論說由于從現代視角看直接提示了文學創作的諸多要訣，故不少論者徑稱之為“創作論”。其中為歷來研究者稱引的見解，大致集中在《神思》《體性》《風骨》《情采》《物色》諸篇；《定勢》《镕裁》《附會》等篇解說作文謀篇布局之道，也頗受學者重視。具體而言，劉勰標出“神思”二字作為“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而他所謂的“神思”，蓋指寫作過程中作者所具有的諸種復雜的思維活動。他將由“神思”統領的這一歷程描寫為“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延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并以“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之語形象地摹畫了“神思方運”之時作者思緒的活躍（《神思》篇）。在充分考慮作者才氣情性的前提下，劉勰又將作品的風格歸納為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體”（《體性》篇），而認為真正優秀的作品所應具備的首要因素當是“風骨”。風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而“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風骨》篇），可見劉勰所稱“風骨”，實是一種作者情志外化于作品的動人風貌，與由錘煉語辭而呈現于文間的勁健氣概的結合物。至如何使作品臻于具有“風骨”的境界，劉勰又從主客體關系的角度指示了其所由之途。一方面，他推崇“為情而造文”，貶斥“為文而造情”，認為“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篇）；另一方面，他也重視客觀世界對于作者寫作的重要意義，因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之說（《物色》篇）。而在此物、情、辭三者遞進互動的理論構架下，劉勰又對具有一定操作性的作文謀篇布局、遣詞造句、修改潤色諸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說明，提出了諸如“三準”（《镕裁》篇）、“四對”（《麗辭》篇）、練字四要（《練字》篇）等一系列作文細則。但在這一部分涉及對“近代”即劉勰所處時代文學的價值評判時，作者仍堅持正統標準，對“新”“奇”之作嚴加排斥，認為“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定勢》篇），表現出濃厚的復古傾向。
在最后一部分通常被簡稱作“批評論”的篇章里，劉勰實際上分述了文章發展的歷史、作者才德、鑒賞與批評幾個方面的問題，它們也都涉及文學。《時序》篇所列敘“蔚映十代，辭采九變”的文章史，中心內容即是自唐虞至南齊的文學發展簡史。《才略》《程器》篇論作者，所論多漢魏兩晉文學名家。至《知音》一篇，抉發鑒賞品評文學作品要略最多，像所標“六觀”，所謂“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即是劉勰所持的文學批評標準，而“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又是劉勰提出的一種深入作者之心的文學鑒賞方法。
藝術特點
作為一部論述文學批評理論的著作，《文心雕龍》的論述語言頗具特色，首先便是語言精練，論述深刻。作者不論是在闡述相關的文學理論還是在梳理不同文體的流派時，都善于運用十分精簡的語言進行論述，以便將深刻難懂的理論或復雜的流變過程以簡明清晰的筆法呈現出來，易于理解。與此同時，又能做到筆法雖簡卻論述深刻，也就是運用簡潔的語言將文學理論解釋得深刻到位，而非簡單地流于表面。
《文心雕龍》本身也是一部獨立成書的優秀文學著作，不僅體現在涉及文學創作的篇章中極具價值的獨創性觀點，也體現在論述語言上。其論述語言對仗嚴格，聲律工整，體現出極高的文學性。劉勰擅長使用富有文學性的語言進行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的論述，具體體現在《文心雕龍》的篇章中存在大量的駢文語句，辭藻華麗，讀來朗朗上口。
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名作中，《文心雕龍》以結構嚴密、系統性強而著稱。全書分為四個方面，但其理論觀點是首尾連貫的，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邏輯性強，語言典雅華麗，全面、系統、深入地論述了文學中的很多問題。
后世影響
《文心雕龍》中所包含的與文學史、文學批評以及文學理論密切相關的內容，盡管瑕瑜互見，但將之置入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中去看，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雖然書中以“原道”“征圣”“宗經”為主旨的文章學導論顯現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但文筆精致、敘述周詳而又具有早期古典文論所罕見的理論色彩的文體、文術、批評諸論，在相當程度上補救了其書思想基礎的陳舊乏彩之弊，奠定了此書在中國文學研究史尤其是批評史上的地位。
此書繼承并發展了前人的進步文藝思想，比較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了那個時代的文學現象，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所提出的一些文章品評概念，如“風骨”“神思”“隱秀”等，在后來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得到了廣泛運用。唐時的文人以劉勰的文學主張為武器，一掃六朝時頹廢萎靡的文風，使文壇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昌盛的局面。近代以來，《文心雕龍》的研究引起廣泛關注，形成了專門的學術領域——“龍學”。至今，《文心雕龍》還是研究先秦至六朝時期文學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國內研究《文心雕龍》的論著，如雨后春筍，大量出現，在研究、譯注、考證等各個方面，不斷取得新成就。
《文心雕龍》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藝理論史上，也是一部值得自豪的著作。早在9世紀初，《文心雕龍》的部分內容便流傳海外。1731年，日本出版了岡白駒校正的《文心雕龍》句讀本，這是國外出版的第一個《文心雕龍》版本。19世紀以后，國外不僅出版過多種《文心雕龍》的原本和譯本，供研究《文心雕龍》的“通檢”和“索引”也不斷出現。這說明《文心雕龍》在理論上的成就及其歷史貢獻，正越來越多地為世界各國文學研究者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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