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一百九十列傳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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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一百九十列傳第七十七

　　《元史》，中國“二十四史”之一，記載元朝中國歷史事件的一部史書。采用紀傳體斷代史，成書于1370年。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元史》卷一百九十列傳第七十七，歡迎閱讀！

　　儒學二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臺來徙。宋南渡后，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后相望。曾祖襜，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貲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為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于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臺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于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為荊湖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壒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

　　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元貞元年，移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大元年，轉臺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大昆，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余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征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后。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置于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為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置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奸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奸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奸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奸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嘩而出，奸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于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于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為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

　　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饑渴之于食飲。方岳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茍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

　　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顏樂齋稿》行于世。

　　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于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之為三胡云。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留夢炎為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不肯表襮茍進，隱處州里間，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豫章為江西會府，行中書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廉希憲之子惇為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劉宣為提刑按察使，尤加禮敬。朋來和而不肆，介而不狷，與群賢講論經義無虛日，儒者咸倚以為重焉。

　　會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于江西，于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為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既滿考，以常格調建安縣主簿，不赴。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朋來視之，漠如也。四方學者，因其所自號，稱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樂。嘗著《瑟賦》二篇，學者爭傳誦之。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朋來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為聞人。

　　延祐初，詔以進士科取士，時科舉廢已久，有司咸不知其典故，以不稱明詔為懼，行省官主其事者，諮問于朋來，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及請為考試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其后江浙、湖廣，皆卑詞致禮，請為主文，朋來屢往應之。及對大廷，其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

　　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為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銳意于制禮作樂之事，翰林學士元明善，揚言于朝，以朋來為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

　　朋來動止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賓客，人人各自以得其意。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于世教，其余若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數，靡不精究。

　　子太古，鄉貢進士。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后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

　　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篸而辭骫蔟，蔟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臺舒岳祥并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

　　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于表元者也。

　　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

　　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后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父巘，為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儗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其孫幸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茍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大理卿已退不任事，一門父子，自為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于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考》盛行于世。應龍為文，長于敘事，時人求其文者，車轍交于門，以文章大家稱于東南，人儗之為眉山蘇氏父子，而學者因應龍所自號，稱之曰隆山先生。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升侍講學士，又升學士。乞致仕，歸田里。

　　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監西岳祠。先，陶孫征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升應奉翰林文字，后出為江西儒學提舉。

　　滁孫兄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儒學之士翕然推之。隆福宮以其兄弟前朝士，乃制衣親賜，人以為異遇焉。滁孫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陳孚，字剛中，臺州臨海人。幼清峻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終身不忘。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為轉聞于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選南士為介，朝臣薦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為曾副。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陳日燇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燇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燇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其所贈，孚悉卻之。詳見《梁曾傳》中。使還，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氣，頗嫉忌之，遂除建德路總管府治中，再遷治中衢州，所至多著善政。秩滿，復請為鄉郡，特授奉直大夫、臺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七年，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臺州旱，民饑，道殣相望，江浙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發粟賑濟，而脫歡察兒怙勢立威，不恤民隱，驅脅有司，動置重刑，孚曰：“使吾民日至莩死不救者，脫歡察兒也。”遂詣宣撫使，訴其不法蠹民事一十九條。宣撫使按實，坐其罪，命有司亟發倉賑饑，民賴以全活者眾，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年六十四。

　　孚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為詩文，大抵任意即成，不事雕斫，有文集行于世。

　　子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女長媯，適藁城董士楷，太常禮儀院太祝宗緝之母也;末檀，適同里韓戒之，行樞密院經歷諫之母也。俱有貞節，朝廷旌表其門閭。

　　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略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于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剌，人亦以此少之。

　　董樸，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為陜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為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樸年已逾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

　　樸所為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其心所自得，往往有融貫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夷然不與之校。中山王結曰：“樸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為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樸家近龍岡，學者因稱之曰龍岡先生云。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后徙杭，因為杭人。少孤，博涉群書，為文有跌宕氣。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于朝，以布衣召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武宗實錄》，調管領系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卒。

　　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推重之。由是載之文名，隱然動京師，凡所撰述，人多傳誦之。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于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冼宋季之陋。

　　建康之上元有楊剛中，字志行，自幼厲志操，及為江東憲府照磨，風采凜凜，有足稱者。其為文，奇奧簡澀，動法古人，而不屑為世俗平凡語。元明善極嘆異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于世。

　　其甥李桓，字晉仲，同郡人，由鄉貢進士，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紆余豐潤，學者多傳之。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則稍后云。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穎悟，幼失父，知自樹立。年十二，作為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巨公一見即以斯文之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為文，根柢《六經》，躪躒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為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

　　同郡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集傳》多發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為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為文辭，博達俊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履，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為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余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性出無輿馬仆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愿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于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載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天歷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后十年，門人李齊為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卒后，南臺御史右丞月魯不花，嘗學于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當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九淵氏之學，而朱熹氏學不行于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指，學者及門甚眾。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為學者式。仕為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仙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后以子徐貴，贈禮部尚書。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春秋或問》十卷。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狖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為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于為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辟異端為先務。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明達文法，吏不敢欺。再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饑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賑饑民;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三十余萬人賴以存活。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即為按其圖籍，悉以歸于學。建德素少茶，而榷稅尤重，民以為病，即為極言于所司，榷稅為減。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列薦之，召為國子助教，尋升博士。其為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為得師。丁內憂而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注》、《敬鄉錄》，及文集二十卷。

　　師道同郡又有王余慶，字叔善，仕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世云。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博通經史百家，及天文、地理、律歷、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墻東先生。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為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

　　文圭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于地理考核甚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諸掌。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后必有兵變，慘于五代、建炎，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后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有《墻東類稿》二十卷。

　　文圭同里有梁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于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浙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者，惟益而已。益所著書，有《三山稿》、《詩緒余》、《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熹氏之學為精。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字本心，臺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臺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玨、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玨、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變。后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升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岳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為名人，而泰不華實為進士第一。

　　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

　　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玨、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御寇救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陳旅，字眾仲，興化莆田人。先世素以儒學稱。旅幼孤，資稟穎異。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依，不以生業為務，惟篤志于學，于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先生傅古直游，聲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于此!”因相勉游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既然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于諸公間，咸以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范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于朝，再任焉。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階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

　　旅于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于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集十四卷。

　　旅平生于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參知政事孛術魯翀，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為問候計，乃沖冒炎暑，千里訪集于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藐以斯文相勉，慘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爾。”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

　　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繹曾字伯敷，處州人。為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辭汪洋浩博，其氣燁如也。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雁蕩山五峰下，四方之士，遠來受學，名譽日聞，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闔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征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瑯、董立同應詔赴京師，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升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官，年五十三。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今為吳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為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艱，改同知余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以為別駕雨。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眾。省檄察實松江海涂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后必貽患，請一概免科，省臣從之。遷高郵府推官，未幾，除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辯析諸經，六館之士，資其陶甄者往往出為名臣。調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得告。后召為國子監丞，除江浙儒學提舉，改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

　　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所著述，有《折桂集》、《觀光集》、《辟水集》、《以齋詩稿》、《玉堂漫稿》、《越中行稿》，凡若干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伯顏，一名師圣，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群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己任，其于大經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眾。

　　至正四年，以隱士征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為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余人。蓋其為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為伯顏氏學者。至于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于省臣，將結其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

　　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圣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墻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并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伯顏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毀于兵。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真定。父斡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贍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群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為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贍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征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眷遇優渥。時倒剌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獨不往見。倒剌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

　　天歷三年，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

　　后至元三年，拜陜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勛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奸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己以聽，贍思所言，皆一時群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陜西行省者，恣為非道，贍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云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遠藩為之震悚。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贍思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右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

　　贍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為己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后甚眾，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鄰人通，鄰人謂娥曰：“我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為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贍思曰：“張子文以為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于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

　　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為秘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五年，皇太子撫軍冀寧，承制封拜，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謚曰文孝。

　　贍思邃于經，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鐘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元史簡介

　　元史元朝是中國境內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興起于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東部，后來逐漸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廣大地區。

　　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人還沒有文字，后來借用畏兀兒文寫蒙古語，創制了畏兀兒字的蒙古文。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國師八思巴用藏文創制“蒙古新字”，作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國前和建國后的一段歷史，都是后來追述的，比較簡略，也有錯誤。蒙古太宗（窩闊臺）到憲宗（蒙哥）時期編成的史書《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兒字的蒙古文寫成的。這部史書對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紀上半期蒙古族歷史有重要價值。

　　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由參知政事王鶚建議，忽必烈始設翰林國史院，開始纂輯國史。至元年間，又設立蒙古翰林院，專用蒙古文記錄史事。這些機構的設立，使元朝除了元順帝的`“實錄”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較為完整的“實錄”，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據。后來由于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無實錄可據，明太祖為了彌補元順帝一朝歷史，派歐陽佑等十二人為采訪官，到北平（今北京）、山東等地，搜集史料，以備續編。

　　另外，歷代的《后妃功臣列傳》也是《元史》本紀和列傳的重要資料來源。

　　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皇朝經世大典》（《元史》中的《志》和《表》主要取材于此）八百八十卷、留存到今的《元典章》、王禎的《農書》、郭守敬的《授時歷經》等，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參考材料。

　　此外，還有些史料雜著，如宋人著的《黑韃事略》、《蒙韃備錄》、《長春真人西游記》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來源。《元史》依據上述材料成書，因而具有原始史料豐富的特點。

　　史料價值

　　朱元璋在建國之初，立即著手組織《元史》的編纂，征集史臣和色目人編次成書，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圖是以此來說明元朝的滅亡和明朝的興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則是“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因為明修元史多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價值。元朝的13朝實錄和《經世大典》已經失傳，部分內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來。《元史》的本紀和志占全書一半，而本紀又占全書近1/4，保存了大量失傳的史料。列傳部分，由于元代史館的資料就不完備，漢人（特別是文人）常有碑傳資料可以參考，而一些蒙古名臣的資料常常無處可找，因此立傳的不及一半。

　　就列傳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一部分人已沒有別的史料可供參考，后世對這些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的事跡只有通過《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編修者違反一般的修史慣例，把一些儒家學者認為不值一提的史實也記入《元史》。如本紀中記載作佛事，禮樂志中記載游皇城，列傳則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傳。這些內容雖還有悖慣例，但恰恰反映了元代真實的社會情況，對研究金朝、元朝時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對于《元史》的批評，主要認為它的編纂工作過于草率，沒有認真的融合貫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料，略加刪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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