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是哪個朝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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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溪是哪個朝代的人

　　朱丹溪倡導滋陰學說，創立丹溪學派，對祖國醫學貢獻卓著，后人將他和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一起，譽為“金元四大醫家”。下面小編收集了相關的資料，供大家閱讀。

　　朱丹溪

　　朱震亨（1281~1358年），字彥修，元代著名醫學家，婺州義烏（今浙江金華義烏）人，因其故居有條美麗的小溪，名“丹溪”，學者遂尊之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朱震亨醫術高明，臨證治療效如桴鼓，多有服藥即愈不必復診之例，故時人又譽之為“朱一貼”、“朱半仙”。他先習儒學，后改醫道，在研習《素問》、《難經》等經典著作的基礎上，訪求名醫，受業于劉完素的再傳第子羅知悌，成為融諸家之長為一體的一代名醫。朱震亨以為三家所論，于瀉火、攻邪、補中益氣諸法之外，尚嫌未備滋陰大法。力倡“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說，創陰虛相火病機學說，申明人體陰氣、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稱為“滋陰派”的創始人。與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并列為“金元四大家”，在中國醫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弟子眾多，方書廣傳，是元代最著名的醫學家。

　　著有《格致余論》、《局方發揮》、《丹溪心法》、《金匱鉤玄》、《素問糾略》、《本草衍義補遺》、《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等。

　　從儒轉醫

　　因他出生的赤岸鎮有一條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學者多尊稱朱震亨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朱震亨自幼聰明，年長者對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長后卻棄而不學，變得崇尚俠氣，爭強好勝，若鄉中望族仗勢欺侮，“必風怒電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他36歲時，聞有朱熹四傳弟子許謙居于東陽八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及門之士，著錄者千余人”。不禁嘆道：“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摳衣往事，就學于許公門下。聽其所講“天命人心之秘，內圣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顛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頓開，日有所悟。如此數年之后，學業漸成，一日地方官設宴招待應舉之士，朱震亨應試書經，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兩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為天命，遂絕仕進之念，以為“茍推一家之政，以達于鄉黨州閭，寧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適意亭”遺址上，造祠堂若干間，于其中“考諸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又在祠堂之南復建“適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學其中。

　　常為百姓

　　朱震亨常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斂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為之損裁”。此外，他還積極組織大家一起興修水利，為民謀福。當地有個“蜀墅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農田六千多畝，但因堤壞水竭，屢致旱災。在朱震亨的帶領下，大家協力修筑堤防，并開鑿了三條渠道，根據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從醫原因

　　導致朱震亨從儒轉醫，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懷惠民之心，“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致運。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歲時，母親有疾，諸醫束手，亦使其有志于醫。遂取古代經典醫籍細細觀之，三年而有所得。又過了兩載，竟然自己處方抓藥，治愈了老母的舊疾。又因其師許謙本不以名利為務，教授學生“隨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 。又說：“吾臥病久，非精于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于醫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懷，于是盡焚以往所習舉子業，一心致力于醫。

　　晝夜研習

　　當時盛行陳師文、裴宗元在宋大觀年間制定的《和劑局方》（共297方）。朱氏晝夜研習，知其不足所在，但鄉間無良師可從，于是治裝出游，訪求名師，“但聞某處有某治醫，便往拜而問之”。他渡過浙江，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后又到定城，始得劉完素的《原病式》和李東垣方稿。但始終未遇到理想的老師。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聽說有名羅知悌者，為“宋理宗朝寺人，業精于醫，得盡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但性格狹隘，自恃醫技高明，很難接近。朱震亨幾次往返登門拜謁，均未得親見，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誠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門前，置風雨于不顧。有人對羅先生祥加介紹朱震亨的為人與名聲后，始獲相見。誰知卻一見如故。羅知悌對朱震亨說：學醫之要，必本于《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祥于外感；東恒之書，重在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必殺人。聞此，朱氏向日之疑盡皆冰釋。羅先生時已年過古稀，臥于床上，并不親自診視，只是讓弟子察脈觀色，但聽回稟便處方藥。隨其學習一年之余后，朱震亨醫技大進，盡得諸家學說之妙旨。回到家鄉，鄉間諸醫“始皆大驚”，不知他在外邊學了多大本事，但看其處方用藥，又嘲笑不已，以為不倫不類。但朱震亨正是用這種被眾醫斥之為離經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許謙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學者盈門不絕。朱震亨總是有求必應，不避風雨，致使貼身仆人均難受其苦，怨聲不絕。

　　醫學成就

　　丹溪倡導滋陰學說，著書的態度十分嚴謹，在此以前，“不從弟子之請而著方”，恐后人拘泥其方，不再詳審病情。至67歲時，他的見解更加精粹，“其自得者，類多前人所未發”，遂應弟子張翼等再次請求，著《格致余論》一書。不久又著《局方發揮》、《本草衍義補遺》、《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等，共五種。今僅存前三部書。

　　《格致余論》是丹溪醫論的專著，共收醫論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學術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該書以《相火論》、《陽有余陰不足淪》兩篇為中心內容，創立“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論點，強調保護陰氣的重要性，確立“滋陰降火”的治則，力倡導滋陰學說，打下牢固的基礎。其他如《養老論》、《慈幼論》、《茹淡論》等篇，圍繞著養陰的觀點，深入論述養生的道理。《生氣通天論病因章句辨》一篇，提出“六氣之中，濕熱為病十居八九”的觀點，又對某些章句的斷句進行探討。《石膏論》中，糾正了石膏的名實之誤。李時珍盛贊其說，認為“至朱震亨始斷然以軟者為石膏，而后人遵用有驗，千古之惑始明矣”。其他各篇，側重論述滋陰降火和氣、血、痰、郁的觀點，內容十分豐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驗相對照。

　　《格致余論》的.“相火論”和“陽有余陰不足論”，體現了學術思想的主要方面。“相火論”，深入說明了相火為人身生命活動的原動力的道理，若反常妄動則變為賊邪而致人于病，并以此為基礎，在“陽有余陰不足論”中創立人身“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說。

　　丹溪“相火論”，是在師承了寒涼派劉完素火熱病機的基礎上．又參之以“太極”之理，進一步加以闡發和補充而發展起來的。首先，他說：“天主生物，故恒于動”，“人有此生，亦恒于動”，認為天地萬物，都是恒動的，而“凡動皆屬火”。火有君火、相火之分。丹溪說：“心，君火也”，《內經》 “心主神明”，可見，君火主持人身的思維活動。

　　關于相火，丹溪說：“生于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又說：“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可見相火指推動人身生生不息的原動力，又指出肝、腎、膽、三焦為相火的根源，主要發源于腎，君火、相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溫養臟腑，推動人身的各種功能活動，所以，丹溪說：“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但是，相火之性易起，若五志之火變動反常，則“五性厥陽之火相扇”，相火就會妄動，產生病理性的變化，以致“火起于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其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可以看出，相火既有推動人身生命活動的一面，如果反常妄動，又有“煎熬真陰”，而使人生病的一面。

　　在“相火論”的基礎上，丹溪又于“陽有余陰不足論”中創立“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說。首先從天人合一的觀點出發，用天地日月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說明陰陽的變化。他說：“天，大也，為陽，而運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天之大氣舉之。”又說：“日，實也，亦屬陽；月，缺也，屬陰。”由于“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力氣，地之陰氣為血，故氣常有余，協常不足。”古人必近二十、三十而后嫁娶，《內經》亦認為“年四十，陰氣自半，起居衰矣”，又說“男子六十四而精絕，女子四十九而經斷”。可見陰氣之難于成，且人的情欲無限，此難成易虧的陰氣，自然更不足了。何況，腎主閉臟，肝主疏泄，兩臟皆有相火，皆聽命于心。“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龕然而起”，陰氣無形中自然消耗了。

　　既然陰氣之難于成，故丹溪諄諄于陰氣的保養，教人“收心養心”、“動而中節”，以免相火妄動而傷陰。又“人之陰氣，依胃為養”，如“谷、菽、菜、果，自然沖和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菽，指豆類。糧食、豆類、蔬菜、水果，才是人的最佳食品。丹溪提出“節飲食”，是指烈酒、肥肉等偏厚之味。又提出“節情欲”，“夫婦之間，成之以禮，接之以時”，如“殉情縱欲，惟恐不及”，又用燥毒藥品以助之，難免陰氣虛耗，身亦憔瘁，所以要“節情欲”。

　　在臨床治療中，丹溪強調“滋陰降火”。他說：“陰易乏，陽易亢，攻擊宜詳審，正氣須保護。”又說：“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谷，不能運化”；“脾為消化之器，清和則能運”；“嗜酒則傷血，血傷則脾中之陰亦傷”，諄諄于脾陰的保養，充實了養陰理論。丹溪又提出“其人素有火盛者，是水不能制火”的病理，與“相火者，……陰血愈耗，其升愈甚”相參著，說明丹溪較深入地認識到陰虛火旺的病理。

　　在用藥方面，丹溪發現龜板大有補陰之功。由于丹溪的發現，龜板一藥才以著名的滋陰藥為后人廣泛使用，并被后世醫家譽為“大補真水，為滋陰第一神品”。丹溪又以龜板為主藥，創立大補陰丸，用熟地、龜板、知母、黃柏等，滋腎水、降陰火。并深刻批評習用溫燥的《局方》。在以上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丹溪確立“滋陰降火”的治則，倡導滋陰學說，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為滋陰派的代表。“滋陰降火”治則的確立，對后世影響很大。溫熱學派“養陰清熱”治則的確立，實導源于此。

　　主要觀點

　　朱氏言火，從哲學以闡發醫理，其應用于人，則人身之動，均為火之所為，并非僅指溫熱而言。朱丹溪的這番議論，強調了正常人體亦有火的存在，而這存在于人體之火是通過生命的各種活動表現出來的，故其歸納為“凡動屬皆火”，實則朱氏所言之火在人體是指陽氣而已。但存在于人身之火，朱氏又分為君火與相火。所謂君火，朱氏認為是屬于五形中之火，其是有形之體與無形之氣的相互化生而成，在人體則歸于有形之體中，故心臟在五行屬火，稱其陽氣為君火。而相火是由虛無而生，這里的虛無是指來源于先天之無。以人體來說，則是產生人體形氣之本源，其在人體之中的存在是藏而不外露，只能通過人的生命活動而表現出來，其不同于隸屬五行的心火，故稱之為相火。朱氏的相火含義，是說明相火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機能活動。也正因為如此，故人身相火就十分重要，既不宜衰，又不宜妄動。

　　朱氏運用天人相應的理論，通過分析天地、日月、陰陽的狀況，認為人身之陰陽在正常情況下，人身之陰常不足而陽常有余。因此，人身的陰精應當時時慮其不足，不能任意耗傷。若要防止陰精耗傷，就要防止相火妄動。朱氏一再強調房事不宜太過。心神要保持安寧，不為外物所感。飲食不宜肥甘太過，以防生痰化火，生濕化熱，而使人身之濕熱過重而耗傷陰精。總之，朱氏從病理角度強調了內傷飲食、七情、房事等諸種產生雜病的原因，均可使相火妄動而陰精耗傷，更會使人體陽有余陰不足的偏盛偏衰之象加重，從而產生各種內傷疾病。

　　朱丹溪治療火熱病，從虛火和實火分別對待。提出實火可瀉的原則，或用黃連解毒湯，或用大黃、芒稍、冰水之類正治。對于火盛而體虛之人，又認為不可驟用涼藥，應用從治或反佐之法，兼用生姜之類以溫散。對于火邪內郁不得宣散泄越之證，可以采用發散方法治療。至于虛火，屬陰虛火動者，宜滋陰降火，可用四物湯加黃柏、知母之類，另外朱氏還創立了大補陰丸（生地黃、龜板、知母、黃柏、豬脊髓）以瀉火補陰。若屬虛火上炎，虛陽浮越者，朱氏又提出用附子末口津調涂涌泉穴以引火歸元。對于氣虛而陰火盛者，可采用東垣之法益氣升陽瀉火，選用人參、白術、生甘草之類。

　　朱丹溪認為，郁是很多疾病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于郁”。朱氏將人身之郁證分為六種，即氣郁、血郁、濕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氣郁最為關鍵。朱氏創立了越鞠丸以統治六郁，方中用香附治氣，川芎治血，梔子清火，蒼術治痰濕，神曲治食，而其中香附又為主要者。對于痰證的治療，朱丹溪提出“治痰法，實脾土，燥脾濕是治其本”，“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的基本法則，并針對痰的不同性質，病證的不同部位，結合體質的盛衰，加減化裁。如濕痰者加用蒼白術，熱痰者加用青黛、黃連、黃芩，食積成痰者加用神曲、麥芽、山楂，風痰者加用南星、白附子、僵蠶；老痰者加用海石、半夏、瓜蔞、香附等。

　　主要影響

　　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論”，“陽有余陰不足論”及火熱證、雜病的證治經驗，對明、清醫學的發展有很深刻的影響。后世醫家在養陰、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與丹溪的啟發是分不開的。明代諸醫家，如趙震道、趙以德、王履、戴原禮（即戴思恭）諸人，均師承其學。另有虞搏、王綸、汪機、徐彥純等亦接受其學術思想，甚至遠傳海外，為日本醫學家所推崇。由于此，丹溪所創之學說被發展成一個學術流派——丹溪學派，朱丹溪則成為這個學派的倡導者。

　　朱震亨節欲為核心的房中補益思想是醫理與儒理的結合產物，與宋明理學的禁欲傾向是一致的。對當時及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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