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漢武帝獨尊儒術乃中國文化衰頹的開始
漢武帝
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恢復，一個大帝國重新崛起，及至漢武帝即位，已足夠牛逼，可以向長期挑釁的匈奴大喝一聲“不”。與此同時，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史學家范文瀾指出“通過漢武帝，農民付出了‘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代價，造成軍事、文化的極盛時期。”
“文化的極盛”，換一種說法，就是文化大繁榮!撇開具體細節，為打造文化大繁榮，漢武帝推出了四項全局性的大舉措。
第一項，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國策，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有鑒于暴秦弊政，漢初無為而治的黃老之政，對各家一視同仁，故而百家并流，《六經》異傳，文化生態一度回歸自由寬容。但這種寬松也給統治帶來了麻煩，這就是董仲舒所概括的：各派自有思想，各人自出議論，百家方針不一，意見不同，弄得在上的統治者沒法有一個統一的方略，法律制度屢有更變，在下的老百姓不知道聽從哪一家的主張。惟其如此，漢武帝即位以后，“夙夜不遑康寧”，睡不上一個囫圇覺。于是，他向百來個社會賢達與學界精英連下三道策問，“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只有董仲舒的對策讓他豁然開朗，欣然有得：“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就漢家統治的文化安全而言，這一對策最對癥下藥：統治天下，只能有一個思想;統治者才會一勞永逸，徹底省心;而儒家思想就是讓統治者一勞永逸的指導思想。董仲舒在對策中向漢武帝展望：只要這樣，邪辟的學說就會消滅，然后統治的綱紀就可統一，從而法度也可以明確，人民便知道遵從了。丞相衛綰迎風希旨地奏請，在對策者中有以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學來擾亂國政的，一概罷黜不用，漢武帝當即御批同意。自此以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為文化國策，成為中國專制君權須臾不離的通靈寶玉。
第二項文化政策，就是官辦儒學教育，設立《五經》博士。
漢初博士官，并不限于儒經，也有諸子、詩賦、方技、術數或其他專長者。罷黜百家后，只有儒學《五經》才有立博士官的資格，儒經以外的其他博士官一律廢罷，在制度文化的層面上確保“獨尊儒術”的說一不二。不僅如此，漢武帝在中央建立太學，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一概教授儒經，學成的博士弟子員優與授官。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誘導他們“靡然向風”的，主要不是儒學《五經》，而是功名利祿。這條尊儒讀經、讀經出仕的祿利之路，把思想統治與教育體制、選官制度捆綁銷售。于是，“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一部儒經的學習心得動輒百余萬言，又臭又長的裹腳布開后代空話廢話的先河;千余名大師滿天飛，其壯觀也不比目下大師貶值稍有遜色。生活在那個時代，誰還敢說學術文化不繁榮!
第三項文化政策，新設文化機構，搜羅“歌德”派文人學士。
漢武帝羅致御前的，既有詞賦家司馬相如、枚皋、嚴助、東方朔等，也有音樂家李延年等輩，還有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等，史學家司馬遷最初也在網羅之列，一時也可謂人才濟濟。漢武帝命這些學士文人隨從左右，有事時，讓他們與聞朝議，獻賦作頌，平日里，則“俳優蓄之”，不過是御用清客。東方朔是明白人，自甘倡優，只在御前插科打諢。他與司馬相如是漢賦名家，相如的大賦最受武帝的青睞。這種大賦是那個時代的招牌產品，以99%的內容來歌頌夸耀帝國的富庶強盛與皇帝的英明偉大，留上1%的篇幅來一點諷諫規箴，借用一位文化學者的譬喻，充其量只“在文化的脂肪上撓癢”。司馬遷太傻，真把“牛馬走”當成了主人公，立馬被皇帝整成“刑余之人”，終于幡然醒悟，自個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這才發憤獨立，有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記》。漢武帝創立的文化機構以樂府最著名，命李延年主持全國民歌征集。一些優秀的樂府詩曲固然賴此而傳世，但其初衷不過讓民歌為文化繁榮裝點門面(早就流傳民間的樂府詩與司馬遷發憤著成的《史記》，或來自底層，或出乎異端，代表了當時文化的真正精華，但都不是漢武帝文化國策卵翼下孵化成功的)。總之，新設文化機構也好，畜養文人學士也罷，其目的無非既為文化繁榮鼓噪造勢，更為太平盛世歌功頌德。
第四項文化政策，倚仗國家權力與財富，大搞闊氣排場的文化慶典。
漢武帝在位期間，隔三岔五地舉行明堂、郊祀與封禪等大典禮，宣揚漢家受命于天。關于郊祀，他一年祭太一，二年祭后土，三年祭五畤，三年一輪回。漢武帝命李延年創作《郊祀歌》，找來童男女組建了大型的御用樂隊，千乘萬騎浩浩蕩蕩，在一路弦歌鼓吹中，向郊祀地進發，大擺不可一世的氣派。上古三代，只有炎、黃與堯、舜、禹等功德蓋世的圣王才有資格行封禪大禮，但那只是個傳說。秦始皇是載諸信史的封禪第一人，卻備受儒生譏諷。而漢武帝特別熱衷這種高門檻窮折騰的自娛自樂，從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起，不惜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先后封禪達六次之多，幾乎每五年就搞一次。郊祀、封禪之類，“皆虛文無實際”(錢穆評語)，漢武帝卻樂此不疲，硬是把慶典虛文鋪排成文化繁榮。
且舉一例，以概其余。敦煌屯田兵套住一匹野馬，漢武帝說成是天神太一所賜的天馬，命李延年譜《太一之歌》以為頌揚。骨鯁之臣汲黯直言不諱道：“王者作樂，應該上承祖宗德政，下合百姓民情。為了一匹馬，又作歌，又譜曲，還要薦獻進宗廟，我真不知先帝和老百姓是否聽得懂這種音樂!”憑借君主的威權與國家的財力，以獨尊儒術為指導方針，漢武帝打造出一個文化繁榮的表象，其主流就是這種老百姓聽不懂也看不懂的撈什子。乍一看這種文化繁榮，外觀上冠冕堂皇，光鮮照人，本質上卻是阿諛大一統集權的宮廷文化。這種鶯歌燕舞的虛假繁榮，不過是汲黯痛斥的“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已。
繼暴秦以后，儒學興起，雖有其思想與社會的內在之勢，但呂思勉以為，“其得政治上的助力”，則是重要原因之一。按史家張蔭麟一針見血的說法“漢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最得力的幫手，既不是為他規范策劃的大儒董仲舒，甚至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公孫弘之流，而是“以峻文決理”的酷吏張湯之輩。漢武帝獨尊儒術下的文化繁榮，縱然千般光鮮，萬般堂皇，說到底，不過是包裹其專制集權的一襲華袞。
戰國以來百家爭鳴因秦朝暴政而戛然中止，及至漢初，思想自由乍露短暫的復蘇之機，但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最終扼殺了這一線生機。顧頡剛論及獨尊儒術的負面影響時指出：“儒家統一實是中國文化衰老頹廢的征驗”，“于是專己武斷，思想漸致錮蔽了”。范文瀾說漢武帝時期“文化的極盛”，是其表象;顧頡剛說獨尊儒術是“文化衰頹”的開始，是其實質。相對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血與火來摧毀文化，獨尊儒術下的文化繁榮，對中國文化的戕害，不啻是“軟刀子割頭不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