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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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志四

　　◎禮志上

　　(案：《禮志序》，原本闕佚。)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于西京，從近古之制也。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于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卻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為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并設。況每年朝享，禮有常規(guī)，時日既同，神何所據(jù)。竊聞近例，亦有從權(quán)。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崇，虛之以為恒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于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滕，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嵩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已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tǒng)，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后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圣概所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有楶棁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

　　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tǒng)，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于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圣慈，俯從人愿，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圓陵，仍增兵衛(wèi)。”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父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為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刑部侍郎、權(quán)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tǒng)，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jù)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jù)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仆射李琪等議曰：“伏睹歷代已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jù)，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chuàng)規(guī)，于禮無爽。矧或情關(guān)祖禰，事系丞嘗。且追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辭。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圣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茍隨執(zhí)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眾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系承祧，義符致美。且圣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guān)凝滯，未協(xié)圣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今據(jù)開元中追尊皋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圣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并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敕：“宜于應州舊宅立廟，余依所奏。”(案《文獻通考》：后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勖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廟，七室之內(nèi)，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后下百僚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饗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zhì)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于舊典，疑事無質(zhì)，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qū)。復隆宗廟，追三祖于先遠，復四室于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后，始有追尊之儀，比只在于南陽，元不歸于太廟，引事且疏于故實，此時須稟于新規(guī)。將來升祔先廟，次合祧遷獻祖，既協(xié)隨時之義，又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于懿宗，以支庶系大宗例，宜以懿祖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于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禮以聞。”從之。二月，太常埔士段颙議曰：

　　夫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考禮經(jīng)，以求故事。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數(shù)。又按《郊祀錄》曰：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于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后漢光武中興后，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后重議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后復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yè)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議立七廟。次屬傳禪于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于長安，至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至開元十一年后，創(chuàng)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氏注云：高祖巳下至禰四世，即親盡也，更立始祖為不遷之廟，共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下親盡，故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于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shù)，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欲后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舍論云：“自江左已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即并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zhí)以一理定之，故檢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并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

　　敕旨宜依。左仆射劉昫等議曰：

　　臣等今月八日，伏奉敕命于尚書省集議太常博士段颙所議宗廟事。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廟。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廟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jù)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于三代已后魏、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于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shù)也。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俟圣裁。

　　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議曰：

　　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于親廟之外，請別立始祖一廟，近奏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于都省議定聞奏者。

　　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商、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jù)《王制》鄭玄所釋，即商、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商、周以來，時更十代，皆于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概。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zhí)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晉，故為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lǐng)軍、丹陽尹，雖不受封于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贊，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jīng)營王業(yè)，始封于周，故為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故為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于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后，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后，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后，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后，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卯之后，不以仰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后，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后，不以蕭何為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實之后，不以實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后，不以陵為始祖;后周稱神農(nóng)之后，不以神農(nóng)為始祖;隋稱楊震之后，不以楊震為始祖;唐稱皋陶、老子之后，不以皋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又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

　　夫追崇先王、先母之儀，起于周代。據(jù)《史記》及禮經(jīng)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jù)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商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chuàng)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

　　敕：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定奪聞奏。左仆射劉昫等再議奏曰：

　　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初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即并通其理。其他所論，并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jīng)，即是周家七廟之定數(shù)。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為堯稷官，故追尊為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嘆、魏已降，迄于周、隋，創(chuàng)業(yè)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為定議。續(xù)準敕據(jù)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chuàng)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況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為定”

　　從之。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于長安;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祔廟。今先帝神主，請同唐高祖升祔。”從之。

　　漢天福十三年閏七月，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颙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按禮經(jīng)，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為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jīng)。”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云：“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jù)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于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七廟之數(shù)。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又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即于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shù)。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廟。”從之。(《文獻通考》：莊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胃自詭，故于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祖之。張昭遠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颙、竇貞固之徒，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云。)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室數(shù)。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chuàng)業(yè)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圣朝請依近禮，追謚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請據(jù)禮官議，立四親廟。”從之。(《五代會要》：和凝議曰：“恭以肇啟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zhì)文互變，義趣各殊，或觀損益之規(guī)，或系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合據(jù)禮官議，立四親廟，以葉前文。”從之。)其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奏冊四廟。準舊儀，服兗冕即座，太尉引冊案入，皇帝降座，引立于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冊案進，皇帝搢珪捧授，冊使跪受，轉(zhuǎn)授舁冊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冊案。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授冊。”從之。

　　三年九月，將有事于南郊，議于東京別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準洛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為四室，東西各有夾室，四神門，每方屋一間，各三門，戟二十四，別有齋宮神廚屋宇。準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nèi)，請下所司修奉。”從之。其月，太常禮院奏：“迎太廟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審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召三省官集議。”敕：“宜令尚書省四品以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同參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按吳主孫休即位，迎祖父神主于吳郡，人祔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狀言車駕出城奉迎為是，請下禮儀使草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祖神主將至，前一日儀仗出城掌次，于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幄幕，面南。其日放朝，群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宮，群臣起居畢，就次。神主將至，群臣班定，皇帝立于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群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幄幕座，設常饌，群臣班于神幄前。侍中就次，請皇帝謁神主。既至，群臣再拜，皇帝進酒畢再拜，群臣俱拜。皇帝還幄，群臣先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群臣班于廟門外，皇帝立于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群臣俱拜。皇帝還幄，群臣就次，宮闈令安神主于本室訖，群臣班于廟庭。太常卿請皇帝于四室奠饗，逐室皇帝再拜，群臣俱拜。四室祔饗畢，皇帝還宮。前件儀注，望付中書門下宣下。”從之。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將祔太廟，其廟殿室宇合添修否?國子司業(yè)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奏議曰：“奉敕，為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shù)少，合重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并須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宮墻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栿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宮，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xù)更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況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shù)，即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準舊禮，于殿庭權(quán)設行廟幕殿，即恐雨水猶多，難于陳設。伏請權(quán)于太廟齋宮內(nèi)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為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于中屋刲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察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jīng)有遷易之文，考古沿今，庶合通禮。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禮意。”敕依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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