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關于陶寺城址的發現及其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學術意義
陶寺城址的發現及其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學術意義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城東北約6.5公里的汾河東岸，處于塔兒山（明清時稱為崇山或崇峰）西麓，該遺址西北——東南最長2400米，東北——西南最寬1800米，面積約400萬平方米。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臨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對該遺址作了大規模發掘，發現了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分級墓葬以及銅器、有文字陶器、各種禮樂重器等大批珍貴文物，為揭示我國龍山時代社會等級制度，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學術課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引起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過去的發掘重點在墓地方面，生活區域工作相對薄弱。為充分發揮陶寺遺址在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學術作用，從1999年秋季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又與臨汾市文物局合作，恢復了對該遺址的發掘，重點是尋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
由于洪水沖刷，陶寺遺址被幾條大溝分割為幾個形狀不規則的臺地。為方便工作，我們依地貌劃分了八個發掘區：陶寺村與大小南溝之間的臺地東南部為Ⅰ區，西北部為Ⅲ區；大、小南溝與中梁溝、趙王溝之間的臺地東南部為Ⅱ區，西北部為Ⅳ區；中梁溝、趙王溝與宋村溝之間的臺地中部為Ⅴ區，東南部為Ⅵ區，西北部為Ⅶ區；宋村溝以西為Ⅷ區。
經過前后三年共五個季度的發掘、鉆探以及廣泛而深入的調查，我們終于在陶寺遺址發現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
城址位于陶寺村西南，中梁村和宋村以東，東坡溝村和溝西村以北的山麓坡塬上，處在陶寺遺址的中心區域上。
目前已發現城址的北、東、南三個方面的城墻。就現知情況來看，城址方向為312度，其平面為圓角長方形或圓角梯形。城址南北最大距離為2150米，最小距離為1725米；東西最大距離為1650米。城址總面積在200萬平方米以上。
北面的城墻有三道，由北往南編號依次為Q1、Q2、Q3。
Q1位于最北部，大致呈東西向。殘長約120米，墻體上寬6.6~7.5米，下寬7.6米，殘高0.8~1.5米。由夯土筑成
城墻Q1(由北向南拍攝)
Q2位于Q1南185米處，東段與Q1大致平行，西段向西南方向延伸，已發現部分約長740米。據ⅣT8發掘了解，墻體上寬7米，下寬7.3米，殘高2米。墻體由夯土筑成，其下有口寬底窄的基槽。基槽填土較結實，但未經認真夯打。又據ⅤT1發掘得知，在Q2西端斷頭處以西，在陶寺文化晚期地層下有砂石層，再下為生土，推測墻體有毀于洪水的可能。
Q3位于Q2以南25米處，已發現部分長250米。西段基本上與Q2平行，東段逐漸與Q2合并在一起，然后向東南方向延伸，東端被南溝毀壞。據ⅣT6發掘得知，墻體上下寬達11米，南側高出生土0.3
米，北側厚達8米。其下部夯土厚3.3米，上部4.7米則由摻有大量碎石粒的稠泥拍打堆筑而成。
東面城墻一道，編號Q4。Q4呈西北——東南走向，長1660米以上，寬8~10米。墻體北段結構與Q3基本相同；南段結構有的與Q1相似，有的地段（ⅠT3）的筑法則是先在內、外兩側夯筑擋土墻，之后在中部填土踩踏夯砸墻芯而成。
城墻Q4
(由北向南拍攝)
南面城墻有二道，由南往北編號Q5、Q6。
Q5位于最南面，東北——西南走向，中段較平直，東段向北弧彎往Q4南端靠攏，西段呈曲尺形拐折，發現長度約875米。
Q6位于Q5的北側，與Q5中段大致平行，相距200米。在Q5向北曲折部位二者相距約100米。Q6的東端向南弧彎往Q5方向靠攏，盡頭處相距約10米。Q6現存長約1550米。據ⅥT1發掘得知，Q6墻體寬8米以上，其下有深約3米的基槽，建筑方法與ⅠT3內所見的Q4近同。
在城址東南部Q5、Q6之間，還鉆探出一堵方向與Q6垂直的墻，編號為Q7，其北端與Q6相接，長度可確定部分長約50米。
西面城墻情況不明，可能已毀于宋村溝。
發掘情況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墻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遺存所疊壓或打破，墻體又疊壓著陶寺文化中期的遺存。由此可以推斷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屬于陶寺文化中期。但據遺物分析，有的城墻建筑年代略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墻體呈逐步外移之勢。
在城內，還發現有夯土墻四道，編號分別為Q8、Q9、Q10、Q11。其中Q8呈東西走向，長約200米，寬約4米。這些墻體形狀和性質尚未明了，不排除是大城內有小城或大型建筑群圍墻的可能。此外，還發現有一些夯土遺存，最大的面積可達80平方米，或許是大型建筑基址。
另外，在北面城墻Q1北側，還新發現了一處陶寺文化晚期的墓地。清理了12座。其中M11是座中小型的豎穴土坑墓，發現了一件銅齒輪形器，經金相分析，銅齒輪形器屬于砷青銅。
陶寺城址的發現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第一、它為探索堯舜禹時期都邑性城址提供了重要的研討對象。陶寺城址位于山西省西南的臨汾地區。史籍記載，臨汾古稱平陽，這里曾是“夏墟”、“堯都”故地，史家有“堯都平陽”和禹“又都平陽”之說。陶寺城址屬于陶寺文化中期，按碳十四測年估計，當在距今4400~4200年之間，大致與堯舜禹時期相當。陶寺城址規模宏大，面積達200萬平方米以上。它比王城崗、平糧臺等城址大許多倍，比黃河流域最大的城址——山東茌平教場鋪城址大100多萬平方米，也比長江流域最大的城址——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大數十萬平方米，是全國同時代的城址中最大的一座。盡管我們現在尚未無確證可以說明它與“堯都”或“禹都”有何必然的聯系，但它在地望、年代與規模等方面，都與堯舜禹時期都邑性城址條件相稱。這就為探討堯舜禹時期都城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的研討對象。
第二、它使陶寺遺址所具備的文明跡象更為鮮明和全面。城址、金屬、文字、階級、禮制等事物的出現常視為古代文明形成的要素和標志物。陶寺遺址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發掘曾發現過不少與此相關的遺存：在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這只占整個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種規格。幾座大墓長3米余，寬2米余，每座出有一、二百件隨葬器物，其中有鼉鼓、石磬、土鼓、龍紋陶盤等禮樂重器和成組彩繪漆木器、彩繪陶器和玉石器。幾十座中型墓也有較豐富的隨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上千座小墓隨葬品十分貧乏，有的一無所有。這些情況表明，當時社會確已存在階級，貧富分化明顯。大、中型墓隨葬的玉石木器與陶器常常成套出現，漆木器與陶器互相配套，顯示了禮制的特征。居住址發現的一個扁壺上朱書有一個形似甲骨文“文”字的字符，估測文字在當時有可能已經產生。一座墓內發現了一件用復合范鑄造的紅銅鈴，確證當時已有金屬制品。現在，又發現了規模宏大的城址，并且發現有砷青銅制品。這就使陶寺遺址所具有的文明跡象更為豐富和突出了。象陶寺遺址這樣有諸多文明要素和標志物同時存在的`情況，在同時期遺址中是十分罕見的。因此，陶寺遺址可以視作探討我國古代文明形成的典型。
第三、它可以作為我國堯舜禹時期社會已經進入初期國家的標志。據《尚書》等史籍記載，堯舜禹時期國家機器已初具規模。當時已有十二牧、司空、司徒、后稷、虞、典樂、納言等各種職官，管理國家事物；有流放、官刑、教刑、贖刑等成套刑法維護社會秩序；又有強大的軍隊放驩兠、竄三苗，對外族實行征討。由此可見，當時社會發展已脫離了氏族部落階段。從考古發現來看，當時與陶寺城址同時存在的城址很多，正是邦國林立，彼此展開武力兼并、掠奪的反映。這種頻繁而具規模的戰爭，必然會促進國家形成和君王權力的集中。可以說，城就是某個區域乃至國家的政治中心，在這個意義上，都城就是國家的物化標志。陶寺城址規模宏大，它的存在表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比氏族部落領導集團遠為強大有力的管理機構，它能夠調集大量人力物力來興建這個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調集足夠的軍事力量來守衛這座城。而“筑城以衛君”，陶寺城址的興建，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基于上述時代背景和考古發現考慮，似可把陶寺城址作為一個初期國家權力中心已經形成的標志。
總之，陶寺城址是我國堯舜禹時期的一座都邑性城址。它的存在，表明當時社會已經突破了氏族部落階段而進入了初期國家階段。因此，它在探索我國古代文明起源這一學術課題中具有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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